北大11位教授联名给校长周其凤写公开信，提出要改变北大现有的招生政策，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 （《京华时报》11月9日）

　　尽管在公开信上署名的11名教授，全都是北大各个院系赫赫有名的教授，但消息传开，网民还是一边倒几乎全是批评和质疑，称这是专家在自我扩权，增加寻租的机会。的确，时下教授要想说服公众相信他们的动机，很不容易。

　　教授们称他们之所以写这封公开信，是怀着对北大的深厚感情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焦虑。也就是说，他们对时下北大的招考方式很不满意。北大时下的招生方式糟糕到让人忍无可忍吗？作为著名学府，凭着他们的声誉，每年各地的高考状元以及高分者很多都被他们收录。也就是说，北大其实是很青睐高分者的。如果说，北大的教授们都对所谓的“唯分数论”那么反感，那就用不着每年还在使出各种招数与其他学校争抢高分者了。但事实相反，媒体报道让我们知道，他们在抢高考状元时，是毫不让步的，也很难让人相信，北大就算改革招考方式，就会对高考状元之类的高分者改变态度。不但北大，中国所有的高校，都不会对高考高分者可有可无，这并非中国高校都患上了高分依赖症，而是因为，时下的高考，的确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不但中国的高校，就是香港的高校，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校，也都青睐中国高考中的尖子生。比如，香港高校早几年开始，就展开了对高考状元的争夺；比如国外高校，也很愿意吸引北大清华这些学校的学生（清华北大的学生，都是高考大战中的胜出者）。这些事实说明，中国高考其实有其独特的魅力，这一点，国外著名教育家也承认。既然是这样，时下的高考制度断不至于那么让人深恶痛切。

　　而且，时下高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保证公平上是最好的选择。北大另一著名学者孙东东就高呼：一考定终身最公平。而在考试上，恐怕公众最关心的还是公平。公众对高考增加面试建议如此警惕，这与他们对公平的极度敏感有关。

　　公众对考试公平如此敏感，既有社会大背景原因，也与非客观考试方式留给他们的坏印象有关。不得不承认，时下中国，社会公平已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特权肆虐，资源独揽，赢家通吃，阶层固化……让起点公平、程序公平，越来越受到严峻挑战，公众对社会公平的信心在减弱，对于制度的公平保证，也越来越不信任。这种公平敏感，当然也会影响他们对专家面试的判断。事实上，在高招已有的非分数尝试中，丑闻不断。加分政策被官员和有钱者瓜分：浙江台州一中4个考生加分，考生家长都是当地官员；浙江“三模三电”舞弊事件中，考生只要缴纳培训费和交际公关费，就可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连足球队候补队员高考都加20分。不但加分丑闻不断，各地荒唐的加分政策时有出现，甚至档案改名，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在权势者的导演或亲自操刀下也几度上演。而高校教师利用招生权力索取金钱和色相的事，也时有耳闻。在这种前提下，有多少人能对非客观招生方式的公平性产生信心？

　　公众如此反对，北大在考虑11名教授的提议时，绝不能置之不理。周其凤表示，他本人完全同意这个建议，但是考虑到招生改革事关重大，因此向全体校友和师生征集意见。但是，招生增加面试，这不是一个小的改革动作，仅向北大人征集意见，恐怕不够。北大是全国人的北大，他们使用公共资源，背负着向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社会责任，而改革又涉及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完全是一项公共决策。而且，北大作为声名显赫的学府，其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其他高校效仿，可能在教育界起到风向标的作用，对教育改革产生震动。所以，对于11名教授的提议，应该广泛听取社会的意见，毕竟北大自己决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利性，只有综合社会意见，才能保证公共决策的客观公正。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对这一提议进行关注，保证考试改革符合人心，符合社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