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局近日举行抗洪抢险勇救旅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对在"8·19"水害中舍生忘死、不怕牺牲,全力挽救旅客生命的K165次旅客列车第二乘务组进行命名和表彰,表彰其15分钟内安全转移所有旅客、创造了全部旅客“零伤亡”的救援奇迹。(8月26日《华商报》)
这个乘务组确实值得表彰,正是其得当的应急处理,积极的抢险救灾,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将灾难的损失降到了最低——正像创造了王家岭生命奇迹的生死救援一样,救援对控制灾难蔓延和减少事故损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许多被救者感激地说:救了1300多人,怎么奖励也不为过。
可救援毕竟只是救援,是先有灾难和事故然后才有救援。抢险再伟大,救援再精彩,也只是事后的补救,永远不能遮掩“灾难事故何以发生”这个“救援前问题”。救援的优美剪影和英勇形象不能成为灾难和事故的遮羞布。如果这一次的事故纯粹是人力不可控的自然灾难,没有任何失职和人祸,那怪不了谁。可是,大桥为什么坍塌了,设计存不存在问题,火车的调度有没有问题,这些都还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没有调查,没有问责,只有奖励,与前段时间大连中石油公司“爆炸后只表彰而无问责”一样,会向社会传播了很可怕的负面暗示,助长着失职、贪腐和对事故的麻木不仁,这种逆向的、负面的暗示无异于是鼓励人大胆去犯错。
一个健康的激励体制下,犯错者受罚,立功者获奖,分明的奖罚,才能形成正向的激励。可从中石油在事故后的表彰和铁路部门在灾难后的发奖来看,我们的社会在发奖和表彰上发展出一套非常发达的体系,而惩罚和问责那一边则是跛足的,惩罚机制非常不发达。
山西王家岭矿难也一样,八天八夜的抢险掩盖了矿难的问题。事后当地首先想到的是拍《八天八夜》讴歌英雄救人和救援奇迹,而对事故的问责却无人提及,集体地刻意回避了,把一幕悲剧偷换成一出赞美诗。
负面事件的核心本应是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惩前毖后。可由于问责机制的缺位和奖励体系的发达,发奖的成千上万,问责的寥寥无几,中国许多负面事件最终都异化为一次分享奖励的机会:处理危机的官员会因为“反应迅速”而受到上级嘉奖,曝光问题的记者会因为突发事件报道而获得奖赏,参与危机处理的专家会因为缓解了危机而受到奖励——负面事件没让一个人落马,倒成为许多人获奖评优的资本,丑闻转换成佳话,政误偷换为政绩。
奖多而罚少,奖励机制发达而问责机制疲软,这极其不利于中国的政治道德的重建。中国正处于道德失范后的规则重建之中,不在于让更多人具备多高的道德标准,而在于让更多人坚守一些基本的底线,守住一些起码的道德;不在于让每个人做大善之人和道德圣人,而应致力于让每个人尽量不去行恶、不敢做坏事——对这样的道德生态来说,当然是有一套完善的惩恶体系比什么都重要,而不是奖励体系。秩序失范下,道德楷模的示范作用是很有限的,只有问责政治才能守住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