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是当下所稀缺的: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最需要企业家精神的课题。这不仅需要领导人发现体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他们能在目前价值如此多元的社会里,团结起足够多的共识,甚至在体制内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以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
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最大的企业家精神。他的“50年不变”“不争论”,就是在妥协、在动员、在说服。而这都是企业家们最擅长的领域:远见、规划、管理、组织、协调、说服、动员、妥协。以国情而言,如果不把我们这些才能贡献给社会,仅仅是拿出一些钱来做“慈善”,谈不上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所以,企业家对社会发挥影响力,不能仅仅是发言就算了。企业家们能做的就是发挥他们在组织、动员、说服上的经验,为“社会资本”存款。
企业家做公益项目,在管理上就要以企业的标准衡量。企业家们自己相互组织,更要走出乡党的小圈子,从农业社会的地缘亲缘所维系的熟人关系,转变成以共同职业、理念和使命为纽带的组织——因为企业本身就是以理念和使命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而企业家组织本身,更应该明确这个组织绝不能仅仅是“搞关系”“盘资源”的平台。
从安·兰德开始,美国社会建构起一套有关企业家的英雄叙事,这套思想的源头来自于熊·彼得: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破坏才是创新的来源。而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因为这种英雄叙事和道德勇气,才使得美国的企业家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各种公益事业中去,并赢得社会尊重。
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的自我期许,企业家才能对社会形成更大的影响力:企业家们不仅仅为社会提供就业与财富,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道德勇气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与努力,更意味着在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领域发挥企业家精神,去促使那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改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