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销区的人们,老是把一壶茶赋予太多的文化内涵。产区的人们眼中更多的不是茶,而是被茶融入了的生活。“安化山里人不作田,三月茶阳春吃一年”。在古老的中国黑茶之乡湖南省安化县,人人谈茶,户户种茶,村村制茶,山山出好茶。茶叶是一种生业,更融入到人民的生活,形成习俗,演变成文化。
茶之出:
斯由地气殊,匪藉人工巧
清代安化人、道光朝重臣陶澍专门写了《试安化茶诗》,叙述安化茶区人们的苦乐,他认为安化茶之所以好于邻县茶,主要原因在于安化的地理气候适宜于优质茶树生长,并非单纯凭借人工制茶的技巧。曾经有好事者找到安化与邻县交界处的两片茶园,同时采摘鲜叶,按同种工艺分别制成安化黑茶,但茶气茶味均相差极大。
安化直到宋熙宁年间才“归安德化”,其原住民史称“梅山峒蛮”,过着“摘山射猎”的生活,始终恪守“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基本理念,讲究“秋采留种、春不狩猎”,以保持生态的多样与物产的丰富,维护本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1957年,湖南省农业厅组织茶叶专家到安化调查茶树品种,于海拔970多米的云台山一带发现了与众不同的野生大叶茶树,叶片肥大,长度竟达20厘米。1965年,在福建福州召开的全国茶树品种资源研究学术会议上,云台山大叶茶列入我国八大优良大叶种茶,为我国21个优良茶树品种之一。随后,政府组织对云台山大叶种茶进行普查,在云台山系周边的330多平方公里内均有发现。
茶之产:
谁知盘中芽,多有肩上血
做茶是个苦差使,从种籽长成茶树,年年需要培管。安化茶农有一句谚语:“七挖金,八挖银;九月十月挖,不如床上睏(睡觉)。”就是说要趁伏天抓紧为茶园锄草起垄、施肥培土。采茶之时正值农忙时节,无论男女老少都带着篮筐走向茶山的各个角落,清晨迎着全身湿透的浓雾进入深山,晚上又要就着熊熊烈火炒制茶叶。待到茶叶制成,却只能把好茶卖给商人以养家糊口,留下粗茶供自己解渴。
历尽艰辛制出来的毛茶,还要靠茶行收购、客商销售出去,才能“赖以完国课、活家口(安化茶业禁碑语)”。所以安化茶农说“茶是草、客是宝,茶客(即采购毛茶的客商)不来不得了”。茶行与茶商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旧时外来茶商很少直接进山采购,而是把收购、拣选、包装、加工、发运等工作交给本地茶行。每年开春后,外地茶商陆续赶到江南镇、黄沙坪等集市,有的落脚多年信赖的老茶行,有的选择与声誉好的茶行合作。这时茶行要准备隆重的“进山酒”,为茶商接风洗尘,并商讨委托收茶事宜。接受茶商委托之后,茶行一般要雇请验茶、保管、账房、伙夫、踩工、杂役等职员。茶市开秤,茶行一般坐店收茶,也有的下乡预购,再由脚夫运茶。
毛茶收到茶行里,在精制之前还要进行拣选,茶行称为“发拣”,这项工作一般由妇女完成。拣出的茶梗、黄叶等杂质称为“拣皮”,每天完工后根据拣皮轻重计领工资。拣茶完毕,由茶行按茶商要求精制、包装,并发运出境,此时茶商与茶行进行结算,茶商要设宴酬谢茶行,茶行也要为茶商饯行(称为“出山酒”),期待第二年茶商如期再来。
茶之政:
岂知劲直姿,其功罕与等
自五代马楚政权开始,封建制中央王朝就在安化这片土地上“掌摘山(茶叶税)煮海(盐税)之利,以佐国用”。一片片安化黑茶中,蕴含着财政、国防等沉甸甸的家国重任。这一点,历代安化茶农有着深刻的认知。
唐朝以下,封建国家的财税思想是“因民之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唐刘晏语)”。随着饮茶之风大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升斗小民,“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王安石《议茶疏》)”。附着在安化黑茶上的财政税费,也就一度成为中央王朝和省、道、县各级的命脉。概略估计,宋代荆湖南路潭州府每年税茶100余万斤,茶税3-10万贯不等,其中大半出自安化县。1939年至1944年,安化县共压制7000多吨黑砖茶销往前苏联及西北,按当时茶叶税率保守估计,其财政贡献率在30万银元以上,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五代以下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安化黑茶曾经担负着巩固王朝国防的崇高使命,一方面如《宋史》所言:国家养兵,全籍茶盐以助经费;另一方面则是众所周知的“以茶制边”政策。“番人食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以制羌虏,明制尤密。(《明史·食货志》)”这一记载,说破了唐宋以下直至鸦片战争之前“以茶制边”政策的本质,同时也是以安化茶为代表的“湖茶”大行于世的根本原因。陶澍《试安化茶诗》说:“所以西北部,嗜之逾珍鼎。性命系此物,有欲不敢逞”。意即西北的少数民族对安化茶的嗜好甚至超过了珍宝与权力,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都要靠安化茶来维系,所以哪怕有野心也轻易不敢表露出来。陶澍逝世几十年后,他的亲家左宗棠在治理甘肃茶政时,采取了减轻商人负担以保障流通、降低茶价等措施,因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给安化茶开辟了更为广阔深远的空间。从民国后期到新中国成立,乃至改革开放时期,用以促进民族团结和平等的边销茶制度得以确立并推行,安化黑茶作为边销茶的主要茶种,源源不断地供应边疆,成为民族团结之茶。
正因为安化茶叶不仅“上输国课、下养身家”,而且关系着国家安全,因此历代茶政管理极为严格,主要是禁止外县野茶入境、颁布量器和银钱兑换标准等措施。根据安化黑茶禁碑记载,自明代开始至民国初期,省、府道、县各级时申禁令,见之于文字记载的多达二十来次,平均每隔十来年就重申一次,形成了蔚为大观的茶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