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今年国家人社部将以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水平为核心，积极稳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努力扩大工资集体协商覆盖范围，加快建立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实现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企业一线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企业平均工资增长。

　　今年南通市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期间，南通市政协常委、市总工会副主席朱淑娟代表市总工会也作了“着力提高一线工人待遇，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大会发言。朱淑娟在发言中，“晒”了市区三户普通工人家庭2010年的收支账，不禁叫人唏嘘喟叹——

　　职工赵某，某单位勤杂工，月收入为最低工资标准减去个人社保（960-184=776元），妻子在纺织厂三班倒，月收入1120元。上半年，儿子高考，家庭全月开支控制在1000元以内；儿子考上大学后，学费、住宿费加路费9000元，每月伙食等300元。如今，夫妇二人在家月支出低于500元。

　　职工刘女士，某纺织厂工人。中年丧偶，每天工作12小时，月收入1800元，同时需要供养女儿上大学。

　　职工徐某夫妇，某民营电子企业工人，家庭月收入1552元。孩子上初中，在校吃午餐154元，购辅导书、每周上一次兴趣班等支出250元，家庭其他开支平均每天不能超出40元。

　　上述三个家庭均为南通市区在岗、有稳定收入的一般家庭。因为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400元，不能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又因为没有重病、残疾等特殊情况，也不能办理特困职工证。但生活窘迫，常常入不敷出。类似这样的“夹心层”群体，在我们周围还不在少数。

　　造成一线职工收入偏低的原因何在？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缺乏工资增长的良性机制。

　　“现行分配制度明显存在‘强资本、弱劳动’倾向。” 南通市政协委员、崇川区政协副主席陈爱国指出，一线工人收入低的企业并不都是经营业绩差的。有不少企业，尽管规模和利润快速攀升，工人工资却增长缓慢。投资者利润至上，在内部分配上，重资本、轻劳动，重管理层，轻一线工人。

　　相关政策贯彻不充分、制度安排不合理、监管不到位，也是导致损害一线职工权益事件屡屡发生的原因。南通市信访局统计显示：今年1月，全市各类欠薪上访70批1068人次，欠薪达5824万元，涉及建筑业、道路工程及生产密集型企业等。

　　南通市政协委员、市纪委副书记徐珉南在相关提案中指出，近年来，每到岁末年初都会发生农民工因讨薪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除极少数恶意讨薪外，主要还是政府职能部门执行规定不尽如人意，监管不到位。

　　此外，技能偏低，也是相当一部分职工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南通市总工会调查显示，低收入的一线职工往往年龄偏大、技能单一，他们对企业的依赖性很强，也难以揽到第二职业。

　　今年2月起，南通市再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市区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960元提高到1140元，从而保障一线工人经济权益的最底线。

　　此外，南通市、崇川区两级政协委员及该市总工会建议，应建立一线职工收入随企业经济效益提高或物价增幅同步增加的机制，确保职工生活水平不降低，从而把突出民生优先、促进社会和谐落到实处。要不断强化政府的劳动监察职能，实现督促和指导企业开展工资协商工作，促进企业工资协商的自律行为。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减轻企业负担的研究，对劳动密集型和困难企业多扶持、少收费，待国家税收政策调整时，实现国家让税、企业让利、职工增资。各级政府部门、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应作出表率，在聘用物业、保安、保洁、协警、驾驶等岗位劳务工时，要支付高于当地最低工资一定比例的劳动报酬，带动社会各个层面善待一线工人，切实保障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