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翻阅众多政协委员的提案时，一份观点新颖的提案吸引了记者的眼球——《关于用立法手段保证大中城市蔬菜种植面积最低保有量的提案》。小小“菜篮子”，不仅关系着群众生活、关系着农民的腰包，还关系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自去年以来，“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农产品价格相继上涨，“菜篮子”似乎变得沉重起来。保供给、稳菜价，各级政府齐心协力，稳定物价初见成效。但是，农产品特别是蔬菜供给的偏紧、部分品种的短缺，价格波动依然存在。      　　

　　蔬菜价格关系民生大事

　　3月4日下午，北京国际饭店民盟小组讨论会场，当梁晓声、俞洪敏等社会热点人物在争相讨论个税、就业等焦点话题时，一个人低沉的嗓音使会场一下子安静了。“让我们餐桌上的蔬菜再便宜点，再安全点，这是最实际的民生啊。”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他就是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菜篮子的消费水平也相应提升，我们发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原来的蔬菜供应趋势是近郊为主，远郊为辅，现在变成了农区为主，远郊为辅，近郊基本已经没有蔬菜了，这就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消费和生产区域越来越分离，我们现在冬季吃的蔬菜是从海南发过来的，中间的运输成本非常高，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农民，他们在菜地里卖的价格非常低，到了我们的餐桌上却翻了好几倍；第二，由于产区与销区越来越分离，导致大城市保障供应能力下降，只要气候一出现变化，城市的蔬菜供应就受到影响，城市居民吃蔬菜竟然成了大问题；第三就是质量安全的问题，很多菜农为了追求高产量，使用了大量的剧毒农药，而且残留问题非常严重。所以说，在我们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保证菜篮子供应，既要便宜的价格、又要足够的数量、还要确保质量安全，原来一直不觉得这是问题，但现在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餐桌上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3月5日的下午，在北京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召开的“政协委员谈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记者会上，当所有记者都围绕着农村征地等热点积极提问时，坐在台上正中央的钱克明委员再次提醒在场的所有人，蔬菜的问题更重要：“去年关于蔬菜的问题，温家宝总理专门组织召开了两次会议，农业部、发改委、商务部等若干部门几次联合下发相关文件，并派工作组下基层做调研，不调查不要紧，一调查吓一跳，以前种菜的菜农已经不是生产者了，而是变成了消费者，原来种菜的土地都变成了高楼，所以我建议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同时，在产业机构调整里还应加进除粮食安全外的‘菜篮子’工程，一定要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周围保障种菜面积的最低保有量；也可以使产区与销区建立一种合作关系，一起投资，资金补偿，技术援助，不但保障了城市的蔬菜供应问题，也解决了中间流通费用；在质量安全方面，希望政府能够出资对菜农进行技术补贴，相应的由当地技术部门指导作业，减少高毒农药的使用。我想，这对我们的国民和我们的后代的健康，都是有益的。”      　　

　　“菜篮子”存在诸多问题

　　关心“菜篮子”问题的不止钱克明一人。现任天津市商会副会长、天津市津南区政协副主席的柴宝成用一组数据分析了去年蔬菜价格上涨的诸多因素：首先是天气原因，2009年末几场突如其来的大雪造成了春节后菜价比上年同期增长20%。二是大棚膜、种子、肥料、柴油、劳动力等价格上涨，导致蔬菜成本增加。数据显示，2011年春季生产资料价格走势仍看涨，这也就意味着蔬菜价格将有所上升。蔬菜价格的构成基本上是农民占30%左右，流通环节占40%，销售终端占20%，还有10%左右是其他费用。流通环节占比重比较高，原因之一是各地对蔬菜运输车辆的政策不统一，导致运输费用增加，蔬菜运输车辆按照现有政策免收车辆通行费，但有的地方却执行不到位。

　　另外，在运输途中的额外费用主要集中在超载处罚，全国各省市的处罚吨位上限各有不同。因为超载处罚时有发生，一些司机宁愿放弃高速公路，转而选择乡镇道路运输，流通过程中物流损耗过大，也导致了蔬菜价格上涨。据柴宝成的统计，农产品从产地到餐桌，至少要经过3—4个环节，物流链条不畅，保鲜设备、技术落后等原因造成大量农产品在储运环节腐烂、丢弃，损失率达25%—30%，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消费价格上还是由消费者买单。

　　与前面两位委员一样关注“菜篮子”工程的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王海波博士，提出了重视“菜篮子”工程的又一重大意义——改变传统产业、促进农民增收。

　　王海波认为，发展蔬菜产业具有多方面意义，既可以丰富和提升城乡人民生活、分减粮食需求压力、提高人们的健康保障水平，又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目前，促进农民增收的最大难题依然是从事传统、低效益农业的人太多，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把传统意义的农民分流到高效益的农业产业，这样也有利于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蔬菜产业已经成为高效产业，蔬菜种类繁多、需求空间巨大，随着科技的进步，甚至还可以成为衍生其他新兴产业的源泉，因此，大力发展蔬菜产业是推动“三农”进步的最现实途径之一。但是，蔬菜产业发展中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好，首先就是资金问题，发展蔬菜产业需要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大，多数农民融资困难，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对收入较低的农民来说，即使知道种蔬菜能够赚钱，但由于缺乏启动资金，也无法做起。其次是市场流通问题，当前大多数蔬菜的销售中间环节太多，流通成本高、损耗大，到消费者手中的菜价虽然很高，但菜农那里的价格并不高。这种流通方式，埋下了许多障碍乃至破坏蔬菜产业健康发展的隐患，无法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第三是产业风险问题，蔬菜产业面临的风险较多，不仅有自然风险，还有来自市场、技术的风险，目前尚无切实的防控机制，每当遭遇风险时，受伤害最重的往往是那些处于弱势的菜农。

　　长期以来，广大农民靠极低的劳动效益支撑背负了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今天，即使他们要发展高效益的蔬菜产业，其背后也是在充分适应着城乡人民的生活需求，国家应尽力扶持他们成长起来。因此，政府应高度重视和支持可使农民就地富起来的蔬菜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

　　解决办法形成共识

　　“菜篮子”是关系民生和社会和谐的课题，同时也能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增加农民收入，面对这样长治久安的大任务绝不能掉以轻心。

　　柴宝成希望“菜篮子”工程能够市长负责制，一手抓“菜园子”，一手抓菜市场，建立菜篮子工程长效机制。保生产、保供应、保安全，努力让菜农增收，让消费者得到实惠。同时，进一步加强蔬菜生产基地建设，从源头保障市场供应。政府应加大蔬菜技术研发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政府应加大蔬菜技术研发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不断提高蔬菜低温技术水平，大力发展以日光温室为主的设施蔬菜生产，推动蔬菜标准化、无公害化、规模化生产。还要推广“农超对接”试点项目和多种形式的产销对接模式，加强产销直供对接，存进蔬菜产区和销售区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落实绿色通道政策。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与区划研究所研究员黄鸿翔这样描述“农超对接”带给老百姓的好处：以前去超市买菜，价格贵得不得了，而且不新鲜，但是现在去超市买蔬菜有的比外边的农贸市场还新鲜，价格还低。

　　除了“农超对接”，柴宝成特意提到了专业合作社。他说，提高产销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产业化经营中，一方面支持带动面广、实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参与“菜篮子”基地建设，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点培育和发展，并引导他们按照种植计划、品种供应、技术服务、质量标准、品牌销售“五统一”模式规范市场运作，提高蔬菜产销组织化程度。

　　在委员们的一系列建议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超对接”在蔬菜的生产供应与流通中显得尤为重要，王海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蔬菜的生产与供应，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但又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关系，而是涉及民生、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甚至还可以成为政治问题，当涉及到跨行政区的问题时往往需要一种协作机制。以京津冀为例，随着城市的扩张，北京、天津蔬菜种植面积在减少，而且受土地的制约，发展蔬菜的空间很小，保障蔬菜的供应必须靠外地，目前来说，河北是支撑京津蔬菜市场的最重要的“菜园子”。而建设一个足够供应首都群众生活需求的“菜园子”，仅河北这一个区域还不够，这就急需政府帮助建立一种多方协作机制，在生产布局、品种安排、产品加工、上市档期、市场对接等方面定期会商，沟通信息，落实好相关政策措施，推动京津中高端市场在河北的蔬菜基地建设，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京津超市的合作，建立与京津中高端市场相对稳定的销售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