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以来，我们拜访多位学者探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华文化的重建以及儒家传统的限制和创造性基础，今天，我们找出了北大哲学系教授胡军老师对梁漱溟先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思想阐述。梁漱溟先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是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在胡军老师深入浅出地分析和阐述中，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梁先生的思想及观点，读来受益匪浅。

　　一百多年前西方文化的入侵，打破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一治一乱循环不已的局面。此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十中有八九是与西方文化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是由西方文化的传入所引起的。为了寻找中华民族的出路，于是文化问题或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所热切关注的社会问题。因此中西文化关系的学问也就成了当时的显学。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更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热点。关心中国文化出路的学人似乎都对这一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文化，什么又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却很少有学者对之做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几位教授要到欧洲去，教职员们为之开欢送会。会上少不了有人说些表达希望的话，希望蔡先生及各位教授将中国文化带到欧洲去，而回来时当然也得将西洋文化带些回来。梁漱溟当时参加了欢送会。他是一个极其认真、执着，凡是都要求一个极明确清楚的答案的人。他感到别人的发言中很有些“不求甚解”的成分在内，于是他也就很不知趣地站起来说道:既然大家希望蔡先生等人带些中国文化到欧洲去，又希望他们带些欧洲文化回来，那么请问各位，究竟什么是文化，又什么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呢？确实大家，特别是学人们都愿意谈文化问题，但究竟什么是文化，尤其是什么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却也不是人人搞得清楚的问题。结果是满屋子的人当时竟没有一个能够回答梁漱溟的问题。会后，胡适拍着梁漱溟的肩说，屋子里热，大家不好用脑筋。 

　　无疑讨论中西文化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文化这一问题。梁漱溟答道: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这一文化定义涉及样法、民族和生活这三项。其实所谓的“样法”含义较为简单，所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模式”或“类型”。民族的含义也比较清楚。此定义中复杂的问题是生活。由于梁漱溟把文化的问题归结为生活的问题。那么，什么又是生活呢？他认为“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所以，归根到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文化的根源在意欲。生活就是无尽的意欲与意欲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梁漱溟看来，由于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所以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又因为生活的根本在于如何满足自己的意欲或欲望，所以满足意欲或欲望的方式当然也是不同的。我们如果在生活中碰到某一问题或困难，面对这一困难或问题解决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⑴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⑵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 

　　⑶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梁漱溟认为，遇到困难就克服困难，遇水架桥，逢山开路。这种积极进取奋斗前进的态度，他称之为“本来的路向”。西方人走的就是这一路向。 

　　遇到困难，不思解决困难，而是在自己的念头上求得满足。如生活遇到困难，他不去改善生活，而是满足于当前的贫困状态，乐在其中。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便是这方面的显例。梁漱溟指出，中国人走的就是上述的第二条路向。

　　第三条路向则是印度人走的，他们遇到难题干脆取消问题，视而不见，外在的一切，都是虚空不实的。 

　　这就是梁漱溟的所谓的文化三路向说。 

　　如前所述，梁认为文化是一民族的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满足与不满足罢了，这样的话，我们要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我们只要求得该文化系统是如何来满足意欲的方式。文化之所以不同由于意欲之所以不同是很显然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和推断，梁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就是“向前要求”的文化，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科学方法”、“民主异彩”都可归到这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 

　　（一） 征服自然是指在物质生活方面，对于自然向前奋斗的态度的结果。 

　　（二） 科学的方法要变更现状，打碎、分析来观察，这是向前要求的态度。 

　　（三） 民主是对于种种威权势力反抗奋斗而得到的，这又是向前要求的态 度。 

　　总之，梁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的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所以“向前要 求”是西方文化所以有征服自然的科学异彩和民主的“一本源泉”。 

　　在梁看来，“向前要求”首先肯定了自我，肯定了自我的要求是正当的；既然自我的欲望是正当合理的，那么接下来就必须为满足自我的欲望而努力奋斗，就要为自我精心设计满足欲望的种种方案。所以西方的“向前要求”又有过度发展了的理智纵容其自然的欲求，使其无限的扩张，漫无边际的追求。可见“向前要求”也必然导致自我主义或合理的利己主义。在这种理智活动中，我与自然被分成两截，再也合拢不来，一直到今天。同时我与人又被分别开了。梁认为，近世西方人理智的活动太强太盛，这一特点促使西方人的知识的数量无人及得上，精细深奥上也无人企及。然而，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是十九世纪以来暴露得不可掩的事实。

　　（摘自凤凰网读书频道，原文有删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