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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限制及其创造性基础(下)

杜维明

  第三儒家传统的特色是对所有人类创造的人文价值都给予平实的历史地位,甚至对于专制倾向非常强的权威主义也予以容忍。中国的老百姓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对执政者非常宽容。一方面很和顺,不造反;不过一旦造反起来却很彻底。这就是所谓的“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观点。这种循环,不能进入民主的传统。这里有几个值得正视的问题,大家一般不太注意。一个就是说民主的建构是通过各种不同的价值、不同的解放观点,在民主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一种体制。东亚的一些受儒家传统影响的社会里都有权威主义的问题、男性沙文主义的问题、家族的封闭性的问题,因此比较带有侵略性的,或者比较全面性的女性运动在东亚社会还没有出现。我们所见到的欧美的妇女运动和东亚的妇女运动相比,差距太大。这是不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即所谓的君权、父权、男权这些长期积累的力量的影响?这也是值得考虑的。现在有很多研究儒学的学者认为,儒家传统虽然有终极关怀,但它对宗教情操并不特别重视;它有内在超越,也有外在超越,但对很多在民主政治中很重要的基础譬如法律、程序政治、人权等却没有很充分的认识。我认为,儒家传统最健康的是它的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它不要形式的宗教,而居然能发挥宗教的功能,这是它的优越性。但在现代看来,特别是从现代宗教的发展看来,它的优越性及其说服力已经很不够了。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儒家的圣王,要么就是偏向理想主义,要么就是和权威主义混为一谈。所以我们要彻底消除圣王的观点。

  第四是心理学方面对人性的理解。弗洛伊德用心理学的观点对人的幽暗面作了理解。这个理解是和犹太教、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即相信人性本恶。人性本恶在原始基督教的描写是一种人和造物者之间的异化,这是对人的限制的整体上的醒悟,整体上的了解。人有限制,从这个地方展现出幽暗面。怀疑主义,以及各种不同的客观制度的设置都和人的幽暗面有关。如果我们认为人性本善,人可以通过自觉奋斗体现完美的价值;在程序政治方面,我们也相信政治的领导基本上是好的,只要相互礼让就可能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到更进一步的世界。面对复杂的现代文明,这种设想当然很幼稚。

  总之,科学精神、民主运动、宗教情操,乃至弗洛伊德心理学所讲的深层意识的问题,都是儒家传统所缺乏的,而又都是现代西方文明所体现的价值。这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要发展、必须要掌握的价值。如果儒家传统不能对其作出创建性的回应,乃至开出一些类似的崭新价值,那么连健康的传统价值都可能因异化而变质,更不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也许有人认为,儒家传统有它自己的价值,它可以充分地发展,自己走出一条路来。但我认为,如果儒家传统不面对西方所提出的这些课题做创建性的回应,也就没有办法进行创造转化的工作,以建立新的价值。这是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候所不能回避的挑战。

  源远流长的儒家传统虽然在中国和东亚文明中创造出了很多价值领域,也养育了很多杰出的人才,但从鸦片战争以来,它的传统生命也就衰颓了。到底从什么角度我们可以说它还有发展的可能性呢?

  儒家传统能不能进一步发展,有没有第三期的可能性,在面对西方作出回应之先还要看它和今天中国文化这个课题是否相干。有一度大家认为不相干。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初,金耀机先生还忧心如焚地表示儒家传统和中国现代化也许越来越不相干,如果不相干,那就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现在大家都认为很相干,大陆所谓的相干是说儒家传统的消极因素太大,所以要解构。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相干的。可是我所考虑的儒家传统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不在这里,而是从西方文化发展到现在人类所碰到的危机和困境处设思。在这个情况下,多元发展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而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意义正在于此。

  在多元文化的前提下,如果各种不同的价值以及传统都能发挥,那内容就会很丰富,影响也会很大。儒家传统这个源远流长的文明形态是不是有很多资源可以发挥,是不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想是肯定的。但是这样将还是太消极、太悲观了。中华民族所在的两岸三地乃至东亚社会的华人社群寻根的意愿都非常强烈。另外,儒家传统的资源,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应可谓最近才涌现的“地球村”找到一个大家共同的关切,这个共同的关切即是人文的全面反思。这是一个大课题,可以提出很有说服力的理论,也可以说儒家传统能不能有第三期发展,和这种新人文主义能不能充分体现有密切的关系。假如没有这个新人文主义的出现,儒家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是很有限的。

  这里牵涉一个很复杂的课题,即到底儒家传统将来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有一个情况是值得注意的,即民间的儒学正在蓬勃的发展。现在有很多学术研究都在研究对象的故乡举行,如熊十力的研究在湖北黄冈,王船山的研究在湖南衡阳,王阳明的研究在他的老家浙江余姚,康有为的研究在广东南海,梁启超的研究在广东新会等等。这使我想到,儒家将来发展的社会基础不仅会是地方色彩很强,而且群众性也会很强,甚至可能组织一些类似儒教的学会来发扬儒学,特别是宋明儒学的讲习。这是一个侧面。

  儒家传统能不能发展,还要看具有儒家特色的知识分子能不能出现。但这种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属于中国,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只要是知识分子,就会碰到儒家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和儒家这个传统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认为,儒家如果要发展的话,它不应该成为和世界各大宗教相提并论的一个宗教领域(这个可能性不大),但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对各种问题进行理解和反思的一个基础,一个原则,一个资源。这个发展前景取决于知识分子的责任,即可能出现一个特殊的阶层(但不是阶级)叫做知识分子。我想这个潮流是不可抗拒的。现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农业人口减少,产业方面的人口也在浓缩,而服务阶层的人数特别是参与“沟通”工作的人数却越来越增加。这个服务阶层的人基本上应该是知识分子,或跟知识分子相关的人。

  这些问题,我想不仅是在中国社会出现,而且可能在非中国社会出现;不仅是在东亚社会出现,可能在非东亚社会也有。因此我提出,如果儒家传统第三期发展的话,要从中国文化和东亚文明走向世界。这意味着它的资源,它的养分来自中国文化,也来自东方文明。这是它的历史因缘,也是它的社会基础;但它一定要有勇气走向世界。为此,它要克服自身的缺陷,并面对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现代西方文明所碰到的各种挑战、难题创造崭新的、有深刻宗教涵义和广泛政治实效的人文精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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