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期《中华文化的重建任重而道远》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牛宏宝教授，牛老师特别强调了在跨文化语境下，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态度、新的思维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其中特别提到一个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的人——杜维明。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杜维明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摘录杜维明的代表作《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中一篇，来继续我们“中华文化的重建”的探讨——面对现代化、国际化，我们要割裂传统还是创新传统？儒学能否在当今世界持续其源远流长的生命力？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 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76年加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长至今。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代表作：《传统的中国》《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儒家传统若要进一步发展，所应突破的限制是什么？特别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应克服的困难是什么？另外，虽然受到了限制，碰到了困难，它的创造转化的基础又是什么？下面我想从这两个角度来讨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

　　我上面已提到把宋明儒学作为儒学发展第二阶段的说法。儒学和传统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它一方面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从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的解体又经历了极大的认同危机。到底这个传统还有什么意义，能不能进一步发展，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鸦片战争以来，曾经塑造了中国文化并在历史上发挥过极大影响的传统本身的没落，意味着中国文化传统正在承受三千年来史无前例的大变化。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一些反传统意愿非常强的学者认为，一定要和传统做彻底的决裂，中国才能够现代化。这是要求真正的脱胎换骨，也是承认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化，像列文森所讲的将儒家传统等同于古代的埃及文明。古代的埃及文明只是在今天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为人所瞻仰所凭吊的遗迹。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彻底的铲除以后是否也会变成同样的情形，这就牵涉到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问题。假如传统文化是这样的命运，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讨论的课题。我们能够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价值吗？我们应当消极坐视甚至积极促成传统文化的彻底消解吗？如果我们当前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强烈的把传统文化彻底消解的动力，那么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这对于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说，不只是少数从事儒学研究的人的学术课题，而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普遍予以关注的重大课题。我很希望具有儒家特色的传统文化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我现在是站在一个当前文化传统的角度，即一个关切中国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在进行群体的批判的自我反思的角度。问题的提出不一定能够得到答案，但问题的形成常常表示答案的可能。

　　儒学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是建构在一个基本设准上的。这个基本设准是，儒学能否对西方文化所提出的重大课题作出创建性的回应。因为儒学不能只是停留在中国文化的范畴里，也不能只是停留在东亚文化这个范畴里，儒家传统一定要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西方文化是指现代的西方文化。一方面当然是理性主义所代表的现代西方文明，另一方面还有西方的浮士德精神。

　　因此，当我们讨论儒家传统能不能继续发展的课题时，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做出回应，这都是西方文化提出来的。

　　第一是科学精神的问题。儒家这个传统代表强烈的道德理性，有涵盖性很大的人文思想，但面对科学主义的挑战，暴露出很多缺陷。一般认为，可以把儒家传统的道德理性及其运作的实际范畴和层次予以严格的规定，不要犯道德主义的毛病，即能发展出以认知为主导的科学精神。但很多学人不能接受唐君毅先生所讲的以良知和道德理性来发展科学精神的观点。也有很多学者对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良知的“自我坎陷”表示怀疑。这里碰到一个较大的困难，即儒家的道德理性的光芒有没有什么领域是不能照耀的？如果自觉地要求在某种领域中让道德理性不发生作用，还算不算是儒家？这是一个有趣而严肃的问题。假如不能，是不是儒家传统没有办法开出科学精神，也没有办法和科学精神相连。希腊理性思维的传统和培根以来实证科学的传统的结合形成了现代西方的科学精神。这是儒家传统所缺的。有些学人把儒家是否能和这一精神相结合当做儒家能不能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这中间的困难度很大。我认为，在了解儒家传统这个生命形态的时候，应强调它在人与人交通问题上的全面合理性，并以这个合理性为基础重新建构、定位儒家传统在新的人文世界中间应该体现的价值和扮演的角色。这个工作极为艰苦。但是如果仅仅接受从韦伯以来的现代精神所谓的专业分工的理论，把我们的价值领域很清楚地分为几个不同的范畴，如宗教的、艺术的、科学的、道德的，而让各种不同的领域独立地发展，这种解决的途径我想可能是一厢情愿。韦伯本人对这种现代性即抱着悲观的态度，其实我认为这种似乎言之成理的分工把人格的整体性彻底割裂了，最终道德不过作为一个人的自辩，科学则成为一个对外在事物的理解。这都不过是个人存在的一些可有可无的姿态。只是通过分工方式所展现出来的价值领域，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有机的关联，因为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本质上的结合点，这个课题值得作进一步的思索。一个现代人必须扮演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有家庭的角色、学校的角色、政治的角色、经济的角色、高尔夫球场的角色、餐馆的角色，我们如何在这些角色中安顿自己的身心性命？所以，价值领域分隔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安排，并不是使儒家传统能进一步发展的助缘。这点很值得探索。

　　第二是民主运动的问题。一般认为儒家传统和民主运动史相冲突的，民主运动史建构在一个敌对抗衡的价值意识上，没有敌对抗衡就很难有民主运动。这个抗衡哲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即怀疑主义。怀疑权威，怀疑人性有光辉的一面，怀疑任何压力集团的利他倾向，怀疑任何人的动机。这是一种责任理论，即不谈动机问题，特别重视程序，要依靠程序政治，要依靠法律制约，要依靠在互相抗争中展现出来的新规则。但这不可能是执政党自愿的，而一定是争取来的。争取的过程中间一定有很多必须妥协，也必须让步的地方。儒家的道德理性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信赖，即对社会的信赖。从好的方面来讲，政治是要靠所谓贤人政治，即以身作则的儒家型的政治家。他们对自己的权力不仅有自我约束的能力，而且对人民的福祉有一定的承诺。他们是从义务的观点来了解政权的社会作用的。实际上这种道德自觉性很高的领导阶层在当前的政治体系中还没有出现。真正能够体现儒家精神的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却常常是在政治斗争中被牺牲的，因为它们既没有社会力量，也没有经济基础。这是很大的危险。我们看中国大陆的情况就很明显。知识分子是最没有权力、最没有势力的，而且经常是改革中的牺牲者。当然，要求现代知识分子来履行儒家所代表的道德理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完全是一个不合法的利益集团。这意味着儒家道德理性的说服力越来越弱，这是很大的问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