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去世时，父亲六岁。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没有一张照片乃至画像记录下她的姿容。父亲只在模糊的记忆里想着，祖母的嘴微微有些下兜，我马上联想到三叔长长的下巴，但又觉得像框里祖父消瘦和善的脸庞似乎与三叔更为吻合，于是，刚刚捕捉到的有关她的一点信息，又在倏忽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但她的血液流过父亲，又流到了我的血脉里，这使我对这个没见过面的女子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常在和风丽日下勾画她的形象，想象她小时候和生性顽劣的哥哥进学堂时，心中闪过的那丝忧虑和惶恐。哥哥不喜读书，却好演戏，常常课上一半，人已混到戏班子里跟丑角们聊戏去了。妹妹身在学堂，如坐针毡，一面恨兄长不争气，一面又怕他回家挨老爹的板子，于是，眼睛忽闪忽闪望着先生，鼻尖上却已急出细密的一层汗珠来。

    如果不是日本人到来，祖母至少该有一个安宁的人生。她会亲手带大她的孩子，教他们诗文或简谱，给他们一个母亲能给的呵护，让那个贫寒之家时刻洋溢着融融暖意。但她没能做到这些。战争让他们不断迁徙，她和祖父拖家带口，一路西逃，所有愿望只剩下活着。1942年秋末冬初，她刚在逃难途中诞下最小的儿子，就赶上了日本人的又一次“扫荡”。一家人不得不再次逃亡。她怀抱胎血未干的婴儿，趟进冰冷刺骨的黄河水，不久就得了“月子病”，死在荒凉的野坡上。

    直到临终，她都记得先前度过的“好日子”——她爱唱歌，不是做针线时低声哼唱的那种，而是照着不知谁捡来的简谱，在一群目不识丁的乡亲们面前唱八路军的军歌。她的嗓音又清又亮，她的人也大方俊朗。祖父扯她回家，呵斥这个年轻媳妇：“外头这么乱，你咋敢唱这种歌？赶明天换了人马，还不砍掉你的头！”她眨巴眨巴眼睛，满脸疑惑：“会吗？”还有一次，腊月里蒸年糕，她往灶膛里扔上木柴，就去跟邻家女子玩“毛球”（用线缠绕的一种球），结果忘了时间，一锅年糕全成了糊粑粑。祖父训她，她大气不出一声，娇憨乖巧的样子，叫祖父再骂不忍。

    她也有过疑惑吧？疑惑她的安宁日子去哪儿了？疑惑一帮日本人何以让中国百姓像惊慌的蝼蚁四处逃亡？疑惑她与这些人无冤无仇，为什么却被他们逼得居无定所，寝食难安？疑惑谁制造了这场苦难，让她盛年死去，留下五个孩子从此再无母爱遮挡？

    死的前夜，她或许曾艰难爬起，跪对苍天祈求：老天爷，等我把娃娃们拉扯大再叫我，行不？第二天，家人面对的，却已是一具冰凉的遗体。

    那夜，持枪挺进的日本人不知道，一个中国妇人，因为他们的闯入撒手人寰；五个年幼的孩子，因为母亲离去，从此走进人生的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