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同年11月，中国茶业公司也在北京成立，地址在东华门大街29号。我亲眼目睹了我的父亲——吴觉农一手创办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茶叶公司。

    1949年7月，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我父亲已在5月份到达北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我的哥哥吴重远受中央团校的邀请也来到了北京。7月，我从上海来到北京。那时，我父亲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的筹备会住在北京饭店，与吴文藻（冰心的丈夫）同住一室。我去了之后，北京饭店给吴文藻先生另安排了一个房间，让我和父亲住在一起。当时来参加全国政协筹备会的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如郭沫若、曹禺夫妇、沈雁冰、郑振铎等都住在北京饭店。

    我到达北京后，父亲找了王炳南介绍我到外事学校学习。7月，我到御河桥（现北京正义路北口）报到，先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了半年后，回到西苑校区时，原来的外事学校已改为“外语学校”了。节假日时，我回到父亲住的北京饭店与他团圆，有时看到父亲穿过马路到对面的贸易部，当时姚依林在那儿办公，父亲常去找他商谈，我后来才明白父亲是与他协商成立中国茶业公司的事情。

    父亲参加完开国大典后，本准备回上海，当时陈毅是上海市市长， 金仲华是副市长，作为父亲的老朋友，他们希望父亲留在上海。那时还没有正式成立财经委员会，还叫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陈云，副主任是薄一波、马寅初和李富春，薛暮桥是秘书长。一天晚上，我从学校回去看父亲，他告诉我说：“今天薛暮桥派人把我接去，我到那里时，千家驹已经在那儿了，都是老朋友。薛暮桥对我说：‘觉农兄啊，政务院推荐你当农业部第二副部长，你同意吧？’”开始我父亲很犹豫，后来也没办法推诿就答应下来。那时农业部部长是李书城，第一副部长是罗玉川，第三副部长是杨显东。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刚成立，名单还没有公布，就这样，我父亲没有回上海，只好留到北京出任农业部副部长。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就已经开始与茶界有关人士谋划成立中国茶业公司的事情。他上任农业部副部长前，已经为中茶公司的成立讨论过一段时间。刚好这时，他接到学生张堂恒从香港发来的电报，于是父亲叫他赶到北京，和他的另一学生黄国光一起帮助自己草拟了发展新中国茶叶产业发展计划。

    薛暮桥给父亲提供了重要信息，他说：苏联购买中国的各种特产，茶叶的需要量一定将会超过预定的数字。茶叶公司到底归哪个部门管理好呢？后来我在父亲的日记里看到：公司如果由农业部和贸易部合办有点困难，后来大致同意分开办，生产部分归农业部，贸易部分由贸易部管理。（开始还是产供销以及科研试验机构都由中茶公司一起管，不到两年，1951年8月由外贸、农业两部联合发出通知，将茶叶生产和贸易工作分归两个部门管理。）

    10月份，北京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全国茶叶产销会议，这个会议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的，由农业部、贸易部一起主办。我父亲在会上作了一个题目特别长的报告：关于茶叶产销筹备经过，苏联所需要之茶叶、今后茶叶外销问题和今后茶叶工作方针问题。会议从10月25日一直开到11月11日，华东、华中、华北、西北各大区的有关部门都派人参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召开全国性的茶叶专业会议。

    11月11日，农业部、贸易部联合提出了关于“为中国茶业公司的组织机构请核事由”的报告。11月18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马寅初和李富春就签署同意批准了这个报告，开始组建成立了中国茶业公司，父亲以农业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了中国茶业公司经理。公司地址在北京东华门大街29号，父亲就住在公司的三楼，每到周末，我从学校回来与父亲一起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1951年，中茶公司就搬到了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57号的一所旧四合院。中茶公司成立后，工作迅速展开。1950年2月，国民党对上海进行轰炸，父亲立刻做出一个决定，把中茶公司的上海存茶紧急运到天津、青岛和广州这些口岸进行出口和内销。2月28号，父亲代表中茶公司与波兰外贸公司在北京签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中波茶叶贸易合同。3月，父亲开办了中茶公司内部的业务刊物“中茶简报”并题写刊名。

    12月，中茶公司登报征集公司的商标图案，最后从一百多个应征稿件中选择了“红边绿中”的设计方案，那个图案是由8个红色的“中”字连接成一个像齿轮模样的圆圈，中间是一个绿色的“茶”字。这就是中国茶业新生的标志！1951年商标正式生效。

    中茶公司的成立凝聚了老一代国家领导人和茶人的共同努力与奋斗。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茶与共和国同龄。70年来，祖国在军事、航天、电子、铁路、经济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茶在这70年里也同祖国一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70年不仅是中茶公司发展的70年，也是中国茶业发展改革的70年，同时也是中国农业与茶业交织在一起共同进步发展的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