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大家庭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1955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布成立。到1965年，加上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我国一共建立了五个民族自治区。

    在统一共和国的框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考虑到我国汉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各民族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中共中央决定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952年2月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及行政地位做了规定。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整套符合实际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为处于游牧状态的少数民族定居下来过上文明幸福的生活提供了条件。世世代代游猎的鄂伦春人，建立了定居地，快乐地搬进了新房。长期过着老林栖身、兽皮遮体、野果充饥悲惨生活的苦聪人，走出林海，落户定居。

    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政务院于1950年11月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正式开学，各地也都建立起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干部源源不断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经过党和政府的努力，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开始形成，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进步。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大地上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行。农业一般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手工业一般经历了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大体经过了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发展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及完成以后，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支付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这种做法，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

    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至此，中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伴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新的经济基础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思考和探索中国自己的路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告诫全党“以苏为鉴”，思考和探索自己的道路。此后，党和政府进行了多方面探索。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多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文件，推动了全国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全国一时掀起了一个贯彻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热潮，吹响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角。

    为了发展文化和科学，5月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

    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1956年，是新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这一年的许多重大举措，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1956年起，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出要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酝酿开展全党整风。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的讲话为全党整风作了思想发动。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但在整风过程中，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全国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直到1958年夏基本结束。

    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党长期合作的朋友。许多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期的委屈、压制和不幸，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面拨乱反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

“急急忙忙往前闯”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以及“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大跃进”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并推动生产关系急于向所谓更高级形式过渡。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为了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全国城乡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群众运动。与此同时，全国农村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很多地方不顾实际地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试点“向共产主义过渡”。

    1958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开始觉察到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从11月起，领导全党着手纠正错误。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左”倾错误没有彻底纠正。在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人，随后开始了“反右倾”斗争，造成整个形势的逆转。

    党从良好愿望出发，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新的局面。但由于决策本身的失误和执行中的偏差，急于求成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遭受到重大的挫折。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中国”原则。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开始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但由于种种因素制约，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1958年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公开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可以照原有方式生活，军队可以保存，继续搞三民主义。1960年5月24日，周恩来将谈话精神概括为“一纲四目”，并通过张治中1963年1月4日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方面。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指明了方向，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确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翻身农奴把歌唱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驱散乌云见太阳，幸福的歌声传四方。”藏族同胞的嘹亮歌声，唱出了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为维护民族团结，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中央政府保护西藏的政治、宗教制度，帮助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西藏的社会经济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有了很大发展。

    但是，民族分裂分子却不断地蛊惑和策动武装叛乱。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全面武装叛乱。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宣布：“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解放军驻藏部队按照中央的命令对叛乱武装发起反击，平定了这场叛乱。

    平叛的胜利，为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创造了条件。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会有农奴主和农奴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双减”（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百万农奴打碎了封建枷锁，成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民主改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翻身农奴有了自己的土地、牛羊，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勇攀世界高峰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成功地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征服世界最高峰，是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走上快速健康的发展道路。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12个字概括了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组织和动员下，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工厂、学校、部队、机关以及农村都普遍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丰富多彩地开展起来了。

    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为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批批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经过艰苦训练和顽强拼搏，不断打破纪录、填补空白，在举重、田径、乒乓球、游泳、登山等项目上取得显著成绩。

    1959年4月，容国团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奋力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为中国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

    体育事业的发展成为新中国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重要标志。经过几代体育健儿奋发图强、团结拼搏、勇攀高峰，中国体育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正在向世界体育强国迈进。

“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步入1961年，由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共和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轨道。

    在这次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他提出，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进行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

    周恩来来到河北邯郸等地调查，将发现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实际情况。

    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也纷纷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

    全党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有力地推动着党内认识的统一，推动了调整工作的进行。在充分调研、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文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为扭转困难局面，开展全面调整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