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寒冬，来得格外早。

    1月14日，“5号文”一出，监管趋紧的指数急速飙升。“监管”与“不良”，是很多农商行董事长的“切肤之痛”。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来自《中华合作时报·农村金融》的调查结果显示：“监管趋紧、不良之痛、存款大战、改革提速”成为农商行董事长们2019年最为关注的四大挑战。

    “现在日子很艰难，首先是要活下去！”东部沿海某省一家农商行董事长直言。

　　岁末年初，两则新闻先后在农商行人的微信朋友圈里“刷屏”。

　　其一是《银行董事长自带被褥碗筷住债务人客厅！成功催收欠款》，其二则是《机构不出县、业务不跨县！银保监会出台农商银行经营定位与服务能力考核指标》。

　　看似并不相关的两个新闻，折射出农商行人在“经济寒冬”中的关注焦点。

　　这与《中华合作时报·农村金融》近日所做的一组行业调查结果相互印证：“监管”与“不良”，是很多农商行董事长的“切肤之痛”。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

　　这一调查结果源自《中华合作时报·农村金融》对全国230家农商行（农村信用联社）负责人进行的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样本209份，其中东部地区75家，占比36%；中部地区87家，占比42%；西部地区47家，占比22%。

　　调查显示，“监管趋紧、不良之痛、存款大战、改革提速”成为农商行董事长们2019年最为关注的四大挑战。

　　监管趋紧：合规，合规，还是合规！

　　2019年的寒冬，来得格外早。

　　1月14日，“5号文”一出，监管趋紧的指数急速飙升。

　　“5号文”是指日前发布的《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如果说，2018年“贷款不出县、资金不出省”的监管要求，已如利剑高悬；5号文“机构不出县、业务不跨县”的提出，让更多人陷入焦虑。

　　“5号文会深刻影响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农商行的盈利空间，对我们的发展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中部某省一家农商行董事长最近感到“压力山大”。

　　“我们这里信贷需求不旺，目前我行贷款市场份额是70%，基本满足了当地普惠性贷款需求以及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前述农商行董事长说，“网点多、人员多、成本高已经制约了我们的盈利能力。新规之下，金融市场业务会出现大幅萎缩，富余资金出路将是一个难题。”

　　而2018年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的相继出台，倒逼那些不得不放弃投融资、保本理财业务的农商行，必须以更多的负债来弥补缺口。

　　此前，不少农商行已经感受到“严监管”带来的阵痛。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上半年，各地银监分局共开出罚单1188张，包括555张对机构的罚单，在各类银行中，农商行、农信社的罚单数量最多，达262张。

　　信贷业务违规、违反审慎经营原则以及票据业务违规，是出现罚单的高发地带。

　　“监管将持续保持对违规行为严处罚、严问责的高压态势。”这是受访农商行董事长的共识。

　　“合规”因此成为本次行业调查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

　　“强监管之下，‘合规’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生命之线。”东部地区一家农商行董事长表示，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罚单，对于规模较小的农商行来说是“致命的”。

　　与其说，“回归本源、专注主业”是监管要求，不如说是农商行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也有利于帮助农商行规避风险。

　　“前几年我们确实存在盲目扩张的情况。偏离主营业务、涉足房地产等领域，‘垒大户’，过度负债且成本高，流动性趋紧。”东部地区一位董事长坦言。“当时真正坚持回归本源、坚持支农支小市场定位的农商行也真的尝到了甜头。”

　　不良之痛：一切为了活下去！

　　如果说，强监管给农商行带来的是“如何活得好”的发展压力，急剧上升的不良贷款率则让农商行面临“怎样活下去”的生存压力。

　　“现在日子很艰难，首先是要活下去！”东部沿海某省一家农商行董事长直言，农商行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是利益共同体，“要想方设法一起活下去。”

　　2018年三季度银行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农商行不良率为4.23%，虽然较二季度的4.29%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高位。

　　个别农商行的不良率甚至超过10%。

　　业内人士分析，不良率上升，直接原因是监管要求在2018年6月30日前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计入不良贷款。

　　然而，地方经济下行、中小企业还款能力下降，农商行贷款投放区域集中度、行业集中度较高，风控能力较弱等，才是更深层的原因。

　　“眼睁睁地看着不良率飙升，从个位数，变成两位数。”北方某省一家农商行董事长说，“以前发展很好的大企业，就这么一家家垮掉了。真的很无奈。”

　　调查中，此类情况并非个例。

　　以中部地区一家地市级农商行为例：随着地方经济下行、“去产能”及环保政策的实施，当地传统制造行业面临很大压力，该行早期发起的多笔大额银团贷款由于企业经营不善无法按时偿还，贷款质量持续下滑。截至2018年9月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达18.79亿元，较年初大幅增加16.17亿元，不良贷款率随之急剧上升12.70个百分点，至15.17%。

　　更为糟糕的是，受政策、系统、自身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农商行不良贷款处置渠道和措施单一，贷款清收难度大，负重前行、步履艰难。

　　如何“活下去”？

　　一位董事长用了8个字：“因时因势、因地制宜。”

　　“很多看似‘高大上’的化解方式，其实并不适合农商行。你看真正有几家农商行做了ABS（资产证券化）？寥寥无几！”他说。

　　这家地处中部地区、规模200亿元左右的农商行，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化解方式。该行对已产生不良贷款的客户进行了“风险可控、风险一般、风险较大、风险严重”四个等级的分类，并采取识别风险办理续贷、引进第三方盘活、有效开展贷款重组、差异化利率重整、构建风险隔断机制等方式“精准施策”。2017年—2018年上半年，该行已成功化解处置超过10亿元的不良贷款。

　　“经济寒冬”中，如何在“加大信贷支持民营企业的政策要求”与“农商行抑制新增不良贷款的实际需要”中找到平衡点？则是另一大难题。

　　“强监管、经济下行必然导致银行人员更加惧贷。急需出台一些针对性更强的尽职免责政策，配套实施财政补贴与税收激励机制。”一些受访农商行董事长认为，抑制新增不良，除了要提升自身风控能力外，配套的鼓励政策至为关键。

　　这一轮经济下行引发的不良飙升，让很多人开始反思。

　　“确保利润！活着最重要。”北方某省一位农商行董事长强调说：“我说的‘利润’是指管理团队在风险可控下的适度利润，在确保工资和一定分红前提下的可持续利润。”

　　他认为，经营者的出发点至关重要，“为了业绩也许会不计成本和风险地粗放发展，但为了利润就会审慎经营。”

　　存款大战：不是“激烈”，而是“惨烈”！

　　2018年三季度刚过，针对2019年的“开门红”存款之战，就已在各地陆续打响。

　　“存款大战不是‘激烈’，而是‘惨烈’！”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带来的“存款争夺战”，是超过半数受访农商行董事长都提及的痛楚。

　　“存款无序竞争很严重，利差不断收窄，对农商行盈利和经营情况有很大影响。”南方某省一家农商行董事长说，去年以来，一些国有大行开始以高利率存款和理财产品、低利率贷款“抢市场”，“打得我们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金融服务便捷、生活场景多的互联网金融也吸引了大量年轻客户，这也给农商行造成很大压力。

　　中部某省联社统计数据显示，该省农商行、农信社的主要客户群体年龄以50岁左右为主，集中分布在43岁至55岁之间，这一区间客户存款余额占比为42%。

　　“我们现在的产品、服务、系统都和互联网金融差距甚远。5年—10年后，目前处于23岁—34岁、35岁—44岁的客户群体是否会选择农商行？”该省一家农商行董事长忧心忡忡。

　　一方面，是吸引年轻客户乏力；另一方面，农商行的优质贷款客户又成了股份制银行“跟风放贷”的对象。

　　“很多股份制银行在县里没有网点，他们的客户经理从市区过来，紧盯我行评定的‘信用户’，直接放贷，利率还比我们低。”东部沿海某省一家农商行董事长无奈地说。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因为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是，经济下行中，农商行的有效信贷需求正在萎缩。

　　此时，存款“开门红”战火正酣，优质贷款客户“争夺激烈”，农商行如何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突出重围？

　　“只能靠自己，练好内功是必修课。”多位受访董事长给出了相似答案。

　　“提升金融服务精准匹配能力，变得尤其重要。”东部地区一家农商行董事长表示，应充分利用农商行小法人决策链条短、审批速度快、创新自主性强等优势，加大对大额存单、结构性理财产品等负债类产品和线上申贷、全流程“信贷工厂”等资产类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力度。

　　针对如何练好内功，提升存贷款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定价水平、加大科技投入和提升科技研发能力等要点，被多位受访董事长提及。

　　“改制大限”临近：“去行政化”成最大挑战

　　改革提速，农商行正经历冰火两重天。

　　优质农商行要么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上市，要么在申请新牌照、探索新业态。

　　而一些处于行业“底部”的农信社，正在因“达标改制”陷入困境，焦头烂额。

　　“上级规定的‘改制大限’临近，但我们的历史包袱非常严重，拼尽全力，也难以达到改制要求。”南方某省一家农信联社理事长坦言。

　　“农信社、农商行发展最大的挑战是‘行政化’，最有效的手段是‘去行政化’。”北方某省一家农商行董事长的观点非常明确。

　　他认为，应充分尊重独立法人地位，发挥农信社、农商行作为市场经济中企业主体的自我发展作用，“一切问题都会逐步解决，因为他会自我调整。”

　　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市场化方式解决难题，引入上市公司、优质农商行，参股甚至控股基础较弱、需要化解包袱的农信社、农商行。

　　“去年我们通过增资扩股引入省内一家大型农商行，化解风险取得了‘革命性’成功，通过市场化办法把不良贷款置换成了优质资产。”东部沿海某省一家农商行董事长说，相对于“以时间换空间”式的“自救”，这种方式效率更高。

　　这并非个例。一些省份在改制中采取了类似手段，由一家优质农商行参股或控股多家农商行。

　　“未来大行参股、控股小行（弱行）是趋势，有可能逐渐形成若干个独立于省联社之外的农商行控股集团。”东部地区一家农商行董事长判断说。

　　相对于不断提速的农商行改革，一直颇受业内关注的省联社改革，则迟迟未能破题。

　　此前被热捧的秦农银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止步不前；2017年就提出的河南农商联合银行方案，也暂无下文。

　　2016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三年提到“省联社改革”，目前仍然没有明确方案，可见改革难度之大。

　　“希望今年省联社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不论以哪种形式改革，核心都应该是‘去行政化’，强化服务。”东部地区一家农商行董事长说，“现在是管得多、服务不够。”

　　“比如说，都知道要用好‘大数据’、打造‘快银行’，那怎么把手里沉淀的大量初级数据挖掘出价值、成为真正的大数据？怎么对接政府、第三方等各方数据、形成真正的大数据平台？都需要省联社牵头来做。”前述农商行董事长补充道。

　　“要解决农商行发展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和制度层面综合施策。”中部地区一家农商行董事长认为，“县级农信社、农商行改革”与“省联社改革”具有高度关联性，“决策者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应从市场化角度统筹兼顾、整体考虑，不应把二者割裂开来。”

　　目前看来，统筹兼顾的顶层设计尚未成型，而这，正是农商行突破现有发展局限、成为真正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金融机构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