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我注定要与供销合作社厮守。

    从1981年进入内蒙古供销学校到如今在供销贸易中心工作，转眼间已有35个春秋。35年间，我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懵懂青年成长为一个知天命的中年男子，其间经历了人生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也见证了几乎一个时代的变迁。

    初识供销合作社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组织学生捡拾废钢铁积攒班费。我是班级的生活委员，自然要跟废品收购站打交道了。记得那时的废品收购站离学校非常近，是一个四角硬的瓦房，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露天堆放着各种废旧物资，一个站长、一个出纳、一个收购员，再外加一个磅秤、一个杆秤，便是收购站的全部。后来我稍大一点，一到过年的时候，攒点零花钱就去三八土产门市部买鞭炮，拥挤的人群常常让一个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的小孩一无所获，因为柜台里的鞭炮总是瞬间就被抢光。那种伤感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再后来，听大人们说，那个收废品和卖土产的地方叫“供销合作社”。从此，“供销合作社”便是一个十来岁孩子最向往的天堂。

    1981年秋天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家交给我了一个信封。原来我被内蒙古供销学校录取啦，我要出去上学啦，我以后要去供销合作社上班啦！当时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因为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两年的学校生活愉快而短暂，她使我知道，供销合作社是搭建农村与城市商品流通的桥梁和纽带，肩负着“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重要职能，而不再是我印象中收破烂、卖鞭炮的部门。

    1983年8月，我被分配到了锡林郭勒盟供销合作社物价科。主要工作是下乡搞调研，协调农畜产品收购。当时全盟乡以上的基层供销合作社有130多个，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走了近百个。1985年，盟社决定在北京、上海、深圳分别设立办事处。在那一年，我被抽到了上海办事处。在上海市供销合作社的牵头下，我们在十六铺码头3楼租了个摊位，主要工作推销锡盟当地的农副土特产品，并组织上海的工业品回锡盟。由于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统得过死，而我们手中可供交易的产品又太少，因此工作开展得非常艰难。这样，长期留在上海的作用已经不大，一年后我们便打道回府了。

    从上海回来后，盟社办了自己的信息报，并将此项工作放到了我们科里，信息报取名为《北陲商情》。四开四版、铅字印刷、半月出刊，发行范围遍布全区各盟市供销合作社、全盟各旗县社、基层社及区外部分省市社，发行量每期200份。科里组稿，报社排版、印刷，邮局发送，半个月一复始，工作紧张而有序。这样度过了两年，我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1987年，我被提拔为物价信息科副科长。

    80年代末期，沿边对外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草原。当时满洲里、二连口岸的边境贸易已经做得如火如荼。于是，盟社领导决定成立“边境贸易科”，任命我为副科长并主持工作。科室前期工作主要是寻求开放口岸，争取进出口经营权。按照盟里的部署，开放东乌旗嘎达布其口岸是头件大事。我们组织有关单位实地考察、作调研报告、逐级上报，经过两年争取，终于通过了国家审批。按照国家规定，有了对外开放的口岸，就可以以口岸申请成立一个公司，并取得相应的进出口经营权。于是，“锡盟嘎达布其边境贸易公司”应运而生，我又被转任为公司副经理。这一年是1992年。自此，我便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边境贸易生涯。

    那十年，我几乎走遍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每一寸土地，接触了无数的商人。这期间，有过盈利时的喜悦，也有过亏损时的悲伤；那十年，我经历了国家边境贸易从混乱到有序的全过程，也经历了许许多多边贸人从兴盛到衰退的全过程……

    2002年，我离开了边境贸易公司，来到了锡盟供销民族贸易服务中心，从副经理到企业法人代表，又是一个十几年。这十几年，我迎来了事业的高峰期。

    锡盟供销民族贸易服务中心是一个专门从事商品零售业务的企业，它从起初的锡盟供销合作社一个知青点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拥有千万资产、营业面积近万平方米的中型企业，锡林浩特人俗称其为“蒙古包楼购物广场”。

    改革开放初期，它是供销合作社进入城市经营的楷模，创造过很多的辉煌。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它原有的一些经营方式已被彻底打破。在转型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让企业彻底陷入了困境。之后，如何让企业起死回生的担子落在了我的肩上。

    面对了，就要勇于担当。要担当，就要乐于付出。我和我的团队奋力拼搏，不断改变着企业的面貌，重新塑造了企业的形象。这些年，企业职工的工资翻了两番；这些年，商场基础设施有了大大的改善，营业额递增了百万元……老企业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一块废铁、一串鞭炮，竟然让我和供销合作社结缘一生，也让我为之奉献一生。

    我，无怨无悔！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供销民族贸易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