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是具有深刻影响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主要人物之一。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杜润生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起到了重大作用，改变了一代中国农村的发展命运。10月9日6点20分，杜润生先生病逝，享年102岁，本报特约稿件，以此表达我们的深切哀思与崇敬。

    中国最具权威的“三农”问题专家、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的实践者，一个坚定、睿智的改革家杜润生同志辞别了人世，他在农村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卓越贡献永远留在人民心中，展现在中国大地上。

    杜老102年的人生之路上，两度进入全国农村工作领导中心。1953年，中央组建农村工作部，统管即将在全国展开的农业集体化。毛泽东提名调公认的党内农村问题专家邓子恢出任首任部长，杜润生一同进京，出任中央农工部秘书长。两人志同道合，兢兢业业担当起此项大任，决心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稳步推进合作化事业。然而，终因他们“稳步推进”的主张与中央最高领导高歌猛进、迅速发展的方针相悖，合作社发展速度不断受到批评，在1955年合作化高潮中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邓被讥为“小脚女人”，杜则被免职调出。邓继续在风浪中沉浮，最终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批判为右倾“单干风”的代表人物，本人被撤职，连带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撤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子恢受到更大的批判、冲击，于1972年含冤辞世。

    杜老劫后余生，24年后，1979年初被任命为国家农委副主任，1983年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重返全国农村工作领导的中心岗位。然而，人世风雨，世事沧桑，此时农村形势已非当年。当年他全力投入的农业集体化早已实现。但20年时间的实践检验，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并不成功，通过政治斗争建立起来的大集体经济体制弊端丛生，不受农民欢迎。农业生产停滞，农民在穷困、饥饿中煎熬，改革现行体制政策的呼声高涨。

    杜老就是在这样紧迫的形势下出山担负重任的。改革已是他无可选择的课题。笔者也是在这时认识杜老的。当时笔者在新华社总社担任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新闻组组长，负责农村新闻报道的组织工作，常去国家农委、农研室开会、采访。杜老重视新闻舆论工作，他为人热忱厚道，待我们如同自己的下属，常召我们去报告农村情况或通报重要事项，提供采访课题。他对农村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思考，采访中我们不仅可以获得重要新闻讯息，而且在理论上、思想上深受教益。他在我们心中是位忠厚长者，又是不可多得的良师。当时我们与他对农村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识到农村现行人民公社集体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杜老的认识自然要比我们深刻得多。他上任后曾几次想通过某些会议，为“包产到户”争到合法的定位，但都未能如愿。

    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决定了农村改革呈现出鲜明的特点。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体制，但当时没有集体进行整体改革，只能迂回前进，先从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入手；地区上也极不平衡，改革行动要在某一地区先行突破。每前进一步都困难重重。

    当时在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最早的是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的安徽某些地区。1980年1月，万里在安徽宣布给滁县的“包产到户”“报上户口”，承认它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然而全国不少地方还视之如洪水猛兽。

    1997年，万里在与《百年潮》记者谈话时，感慨满怀地回忆道：“1980年初我到中央工作，进了书记处，分工管农业，这个难题可大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想观念，还很顽固。从整个农村工作来看，农民要求改革，有些地区行动起来比较快，但是，上层领导机关基本上还是推行农业学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包产到户，抵触情绪很大。”

    万里深知要推行“包产到户”，一定要得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支持。他去找胡耀邦，说：“农民的改革行动是农业的唯一出路。但中央文件一直没有个肯定的说法，支持农民的正义行动变成违法的事情，这样不行！”他与胡耀邦商定，中央召开一次省委书记会议，统一思想认识。

    当时国家农委主要领导人中不少人也反对包产到户。万里说，“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我就抓住杜润生。他实际经验多，也有理论水平，又比较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我就请他来主持起草会议文件，对文件作解释、说明。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是预备会议上争论就很激烈。赞成的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还有一个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沉默不表态，还有的坚决反对。

    处在漩涡中心的杜润生压力尤大。他的顶头上司，国家农委主任在他在预备会议上讲话之后，就当众指责他，你今天讲得很好，条条是道，但只能代表你自己，不能代表国家农委，因为党组没有讨论过。

    杜润生知道改革已无路可退。压力、阻力都更坚定他的决心。当然他也明白，推进改革必须坚定不移，但还要讲究策略，要有智慧。

    杜老对农村改革的坚定和睿智在他做的会议文件说明中得到充分展示。他总揽全局，从实际出发，提出分类指导的原则。他说：“我国地大人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本身又有多样化的结构，因此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结构与形式必须是多样化的，过早地主观地把它定型化是不利的，也是不可能的。多样化，包括适用于生产水平较高地区的一些形式，也包括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某些过渡形式。既然过渡，必然是不稳定的，性质不甚明确的，不完善的。有些地方过去走得太快了，群众跟不上来，需要适当迂回或退却，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然后前进。这样，将更便于我们达到最终的目的。”在一番阐述之后他提出，“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搞包产到户。对那些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给予支持，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期保持稳定。

    杜老在“说明”中避开包产到户姓社姓资的争论，既坚持原则明确指出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但又不肯定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说明的重点放在他对贫困地区的重要作用。

    杜老在“说明”中紧紧抓住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这一条，回避对包产到户性质的评论，只讲他在特殊地区的现实作用。在当时那样众说纷纭、争论激烈的情况下，这样，既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坚持了改革的原则，又非常灵活地适应了不同地区领导人的思想认识，找到了统一大家认识的共同点。

    原国务院农研中心副主任吴象在他《中国农村改革实录》一书中，对这次农村改革发展史上的重要会议有这样的记述：“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会议争论很大。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受中央委托，做了个专题报告，对文件做了阐述和解释。他在当时激烈的争论中机智地选择了一个最易统一双方认识的结合点，就是包产到户对急需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具有巨大作用。这个问题，是摆在各省领导人面前最紧迫、最头疼的问题，任何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人，也不能不承认除了包产到户，别无选择。杜润生在讲话中引用了实际调查材料，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很有说服力。经过讨论，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包产到户是必要的，至少应该在贫困地区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特殊政策，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发1980年75号文件。”

    当年中央75号文件下达后，本来设想20%—30%的地方搞包产到户，50%—60%的“中间地带”可以不搞，但他们抵挡不住“包产到户”（或者“包干到户”）的吸引力。凡实行包产到户的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前几年这里的农民们得了利，只能自己“偷着乐”，报刊媒体也不敢宣传。75号文件下达后，宣传上也开了“禁”，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发生巨变的“神话”一时间充满了报刊版面和各媒体之中。农民是最讲“眼见为实”的。他们亲眼看到“包产到户”如同一剂“灵丹妙药”，使许多贫苦地区当年翻身，甚至只包一季庄稼就吃上了饱饭。前几年只听到安徽凤阳、小岗如何如何，但毕竟离自己太远；现在这些事就在自己身边出现，无疑给农民们树立了一个个现实的榜样！包产到户使那些穷透了的庄稼人怦然心动。那些本来已经对生活绝望了的农家汉心上又腾起生的希望。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

    经过一年多的迅速发展，1982年初，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的责任制已在全国农村建立起来。这时杜老又带领他的改革班子从理论上对它进行总结概括，创造性为它命名：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它名正言顺地写进中央文件和国家宪法。至此，中国农村体制改革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奠定基础。

    杜老在农村改革中的精神风采，尤其是在改革过程中表现出的坚定性和智慧，永远记在我们这些亲历者的心中，杜老在中国农村改革的业绩将永铭史册。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瞭望》周刊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