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老供销”，1962年16岁时参加工作，先在山东禹城县基层社当了10年门市部售货员，后又在县社机关干了35年秘书和办公室主任。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目睹和经历了供销合作社45年来的风风雨雨。在历史的长河中，供销合作社始终与农业、农村、农民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供销合作社人为帮助农民发展生产、脱贫致富，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借这次征文的机会，我想把自己记忆中一些难以忘却的人和事整理出来，与自己的同行们共勉。

　　两斤红糖的故事

　　现在的禹城市，是山东省西北部地区的一个中等县级市，1993年撤县设市。禹城县供销社是在建国前推进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62年，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国家物资匮乏，百业待兴。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生活用品都凭证、凭票、凭信按人口限量供应。为了把有限的商品比较合理、均衡、及时地供应到农民手上中，各级供销合作社三令五申，一再强调“五不准”：计划供应的商品不得少秤短两，克扣群众；不得弄虚作假，投机倒把，以次充好；火柴、煤油、食盐三种商品不得脱销断档；区域内供应的商品不准跨范围供应；供应农民的商品不准内部购买，不准私分。如有违者，严肃处理。

　　1963年春天，我在殷庄门市部当售货员。当时红糖紧缺，孕妇分娩后，需凭大队和公社卫生院的介绍信才能到门市部买两斤红糖。一天上午，门市部四人中一人下乡，一人提货，就我和李经理看家。10点左右，家是房寺公社的李经理的儿子来买红糖，为即将分娩的媳妇做准备。话刚说完，门市部所属供应范围万庄村的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拿着介绍信来买红糖，我就顺便给经理的儿子也包了两斤。待那个小伙子走后，经理当着他儿子的面对我说：“小秦，党的供应政策你是知道的，我家在房寺公社，不能享受这里的指标，待孩子出生后，让他到房寺供销社去买吧。”他留儿子吃了午饭，怀着愧疚的心情把儿子送走了。现在看来，李经理的这种作法似乎有些残酷或不近人情，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或许是多数老供销合作社人必然的选择吧。

　　小技术员的大事业

　　1970年之后，为了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帮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我县也和其他县市一样，掀起了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的高潮。县委把多种经营办公室设在县社。全县19处公社，1070个生产大队，从制定多种经营发展规划、引进项目、培训技术人员、抓好典型，直到掌握情况、推销产品，都是县委定调子，具体工作由县社干。基层社聘请了果树、草编、桑蚕、红麻、食用菌等各类专业技术人材。这些同志和门市部、采购站的同志一道，常年累月走村串户或奔波于田间地头传技术、解难题。大家用坚定的信念、无穷的智慧、艰辛的劳动，勾画着一幅对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壮丽画卷。

　　县社副业科只有4个人，既抓点又跑面，还要掌握情况。上世纪70年代，计算数字用算盘，整理资料需刻蜡板，用油印机。有个叫武超文的同志负责内勤，全县多种经营的统计报表基本都是他一个人计算汇总，还要刻蜡板、油印。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熬夜、加班，在1984年他55岁的时候，光荣入了党。就这样默默无闻地一直干到退休。

　　1972年，我县发展植桑养蚕，从胶东地区的掖县（今莱州市）聘请了一名叫王家辉的30岁的中专毕业生当技术员。他来禹城后，一头扎进他蹲点的伦镇公社岩西大队。他吃住在采购站，开始在岩西蹲点，后来又指导全县。那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道路都是乡间小道，比较好走的是通往公社的土公路。他常年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村、到户、到蚕室、到田间，中午回不到采购站，就顺路找个有荫凉或能避风避雨的地方，吃干粮、就咸菜、喝开水。有一次，由于雨后路滑，连人带车摔进路旁3米多深的沟里，幸好被路人救起。1974年，正当他组织全县100多人办桑蚕学习班的时候，老母亲患青光眼需要在潍坊医院动手术。他权衡再三，坚持把学习班办完。因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老母亲的眼无奈还是失明了。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都没在妻子跟前。他的妻子，一个贤惠能干的农村妇女，伺候着两个老人，拉扯着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还当着民办教师挣工分，用她一颗大爱无疆的慈善之心，支撑着这个近乎没有男人的家庭。由于他把思想精力都用在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上，禹城的植桑养蚕多次受到省、地有关部门的表扬。后来他入了党，并多次被评为先进。党组织非常关心他，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举家搬迁到禹城。

　　类似以上的例子，在我脑海里已装了许多许多。为了发展供销合作事业，为了服务“三农”，有多少默默无闻的基层共产党员，舍弃家庭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年华。他们的境界是那样纯洁和高尚，他们的信念是那样执着和坚强，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美丽和宽广。

　　目前，全国总社提出打造“全新供销合作社”的目标，任重道远。愿广大供销合作社职工担起这历史的重任，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把服务“三农”的供销合作社大旗扛到底。

　　（作者单位：山东省禹城市供销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