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在病痛突然袭击时，因抢救无效而离开他深深热爱的煤矿安全监察岗位；他走了，在最后的弥留之际，放心不下的事情是被监察对象存在的问题；他走了，交待同事的是工作中的大事小情，却未来得及让同事转达个人家事，甚至连工资卡和存折都没有交待……

　　他从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成长为一名煤矿安全监察系统的领导干部；他辗转多个不同工作岗位，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怨无悔。2010年12月9日，57岁的他终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导致病情恶化，永远离开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工作岗位，为煤矿安全监察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安全发展的壮歌！

　　他就是吉林煤矿安全监察局辽源监察分局副局长刘春权。

　　出身煤矿的他，不仅希望改变煤矿形象，更希望为煤矿安全尽一份力

　　刘春权出身煤矿家庭。他常说，“我是煤矿工人的儿子，我希望改变煤矿形象，更希望为煤矿安全尽一份力。”1953年11月，刘春权出生在吉林省舒兰煤矿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后来他与一名煤矿工人的女儿结婚。两个家庭的老人都在煤矿工作生活了一辈子。

　　煤矿的日子有苦也有甜，最大的苦和痛莫过于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和经历工友同事死亡，刘春权从小经历过煤矿的苦，目睹过煤矿的痛。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煤矿死人的事情，他对父亲说，“我长大了也当矿工，但我要想办法让煤矿变得安全，变得不死人，不出事故。”这是一个煤矿子弟的梦想，在后来的岁月里，刘春权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自己的梦想。

　　刘春权与煤矿安全有缘。他常说：“我是煤矿安全监察员，我有责任监察煤矿安全生产，也有义务为煤矿安全生产做好服务工作。”自1972年参加工作后，他先后担任舒兰矿务局吉舒煤矿班长、段长、井长、矿长等职务。

　　煤矿的生活有好也有坏。好的时候，农村姑娘都希望嫁给矿工当媳妇；坏的时候连吃饭都困难。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煤矿经历了历史上的低谷阶段，煤炭销售困难，刘春权捱过那段发不出工资、吃不上饭的日子。但在煤炭市场刚刚回暖时，当地政府需要抽调熟悉业务的他到煤矿安全监察站工作时，他二话没说，放弃了原先的职务，“低就”到煤矿安全监察岗位，身份从矿长变成了副科长。

　　于是，刘春权在2000年末来到煤矿安全监察系统工作，任吉林煤矿安全监察站副科长、副站长；2007年3月交流到辽源监察分局，任正处级监察专员、副局长。

　　雷厉风行的他，只有下井时走得最慢，为的是看得认真、查得仔细

　　自从2007年担任辽源监察分局副局长以来，刘春权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长期坚持白天深入井下，晚上研究工作或学习业务知识。这些年，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0点以后。4年中，他累计加班2200多小时，相当于多干了1年的工作。长期加班加点工作和不规律饮食，导致他健康受损，患了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症和胃病。

　　作为交流干部，刘春权从单位到家有300多公里路程。对于现代交通而言，300多公里路程不算远，但他却很少回家，既不能经常照顾年迈的父母，也不能为妻子分担家务。而离辽源市区最远的煤矿有700多公里，他却不少去，经常是一天10多个小时都在路上，等完成下井、升井等各项监察工作，回到煤矿招待所就深夜了。面对困难和压力，他一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切以工作为重，以煤矿少出事故少死人为重。

　　平时，刘春权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只有下井时走得最慢，为的是看得认真、查得仔细。其实，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感觉到身体越来越难以应付井下道路的泥泞，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健康放在心上，他的心里只有煤矿安全生产，他想到的都是煤矿如何消除隐患，就是没有想到自己身体里的“隐患”。长期的积劳成疾和不规则的治疗，使他的腰间盘突出越来越严重。只有在疼痛难忍时，他才会带上那条特制的腰带，那条带钢板的腰带已经用了六七年时间。同事们有时候会发现他在车上或在井下坐卧不宁，满头满脸的汗水时，就知道他犯病了。于是，大家会劝他休息或者去医院检查治疗，可他总是说，“老毛病了，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就这样，这病一拖就是六七年，他一次也没有住进医院好好治疗。

　　每次到煤矿，即使遇到身体不适，他也始终坚持到矿必下井，每月下井15次以上，辖区内的矿井他每年都要监察两三次，有的重点矿井每年要监察五六次。他常说，“只有辖区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了，地方经济发展了，我们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职责才算尽到了。”他这种不畏艰险、身先士卒的精神，也带动了身边的监察人员。三年来，他带领辽源监察分局全体监察人员每年平均监察矿井近200矿次。

　　火眼金睛的他，不仅紧盯查出的问题，更注重跟踪落实

　　吉林的煤矿多数开采历史较长、开采条件复杂，是我国煤矿事故多发地区之一。自从加入煤矿安全监察队伍，刘春权更加注重业务学习，通过学习不断创新监察方式，推行了集中式、剖析式监察及夜查监察等方式方法，要求大家在监察执法中紧紧盯住安全管理薄弱的矿井，盯住灾害严重的矿井，盯住事故经常发生或类似事故短时间内重复发生的矿井，做到“监察”一矿，“解剖”一矿，“诊断”一矿，对查出的问题盯住不放，跟踪落实。

　　在监察工作中，经过长年累月的磨练，凡有煤矿生产隐患或者问题都瞒不过刘春权的眼睛，因此他被大家称为“火眼金睛”。

　　在2009年的集中监察执法活动中，刘春权要求大家每到一个矿，都要对照预案上的内容，根据监察员人数分为采掘、防治水、机电运输、一通三防等专业组，同时要求矿方相应派出陪检人员。升井后，各组将监察情况与陪检人员逐项沟通，在对方无异议的情况下出具现场笔录和现场处理决定等执法文书。他带领大家上午下井、下午查资料，晚饭后召集各专业组会议，研究处理意见。每天工作结束时，基本都是晚上10点以后了。

　　2007年12月的一天夜里，刘春权带队对辽源市一家小煤矿进行夜查，发现该矿副井和地面主要通风机出口处冒浓烟，经测定一氧化碳浓度严重超标，他立刻就想到：“井下肯定着火了！”他立即通知矿里有关人员和矿山救护队组织救援，同时下达撤出井下作业人员的监察指令，指导矿方组织人员撤离现场。由于采取措施及时果断，井下28名矿工全部安全升井，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刘春权常说，“煤矿安全无小事，再小的安全隐患也可能引起一次大事故。”精于业务的他，在执法工作中总是敢于发现问题，而且也善于发现问题。有一次，刘春权在监察员的陪同下到一处乡镇煤矿下井监察。当时，矿主为了逃避检查，在一个工作面外打了栅栏，刘春权便问为什么打栅栏，矿长回答得支支吾吾、含糊不清。刘春权更觉得有些可疑，坚持要到里面去查明情况。结果，刘春权他们在这个工作面发现了很多重大安全隐患，随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该矿井进行了严厉处罚，而且还耐心地对该矿主进行说服教育。

　　铁面无私的他，不仅让被监察对象心服口服，更让他们感恩戴德

　　对煤矿违法违规现象，刘春权一向是“零容忍”。

　　在监察执法工作中，经常遇到执法对象不配合工作，甚至采取恐吓、威胁的方法，以期逃避处罚，但刘春权从不畏惧，也从没有被困难吓倒，对每一个违法案件都坚决依法查处。铁面无私的他，不仅让被监察对象心服口服，更让他们感恩戴德。

　　2008年8月的一天，刘春权带队对一处乡镇煤矿进行突击监察。心中有鬼的矿主说，提升绞车发生故障了，不能运行。刘春权不相信，并随即来到绞车房，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排除了人为故障。来到井下后，他在一掘进巷道内发现一临时密闭，闭内有木垛，闭外有多台设备，十分可疑，陪同检查的矿方人员又说不清楚密闭的作用。在确定这个密闭是为了隐藏作业地点，逃避检查的情况后，刘春权立即要求随行人员打开密闭查看。结果发现，一条掘进巷道已经向前延伸20多米，没有采取任何通风措施。矿方陪同人员连忙陪着笑脸说，“我给您磕头了，您不要再查了。”刘春权说，“无论谁阻碍监察，都得受到法制制裁！”面对违法开采事实，矿主无言以对。升井后，刘春权立即组织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了该矿。

　　2008年9月，刘春权带队夜查，发现辽源市一处乡镇煤矿存在非法生产问题。按照有关规定，应对该矿实施关闭。但就在刘春权准备处理该矿时，各种说情的人找上门来，矿主甚至找到了刘春权的同学来说情。他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原则，向地方政府下达了关闭矿井的建议，严厉打击了煤矿非法生产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煤矿安全监察的形象。

　　2010年7月，刘春权在一处乡镇煤矿监察时发现一条巷道中间冒顶，但在下井前他看到的通风巷道长度为200米，但他只走了70米。后来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该矿有越界开采行为。升井后，刘春权立即按照有关规定责令该矿停止作业，并严肃处理了该矿。

　　事后，这几名矿主都表示对处理结果心服口服，其中一家民营煤矿在4年后煤矿实现了安全发展，矿主专程来到辽源监察分局，向刘春权表示感谢，称“没有刘副局长，就没有小煤矿今天的安全。我们乡镇煤矿都应该对您感恩戴德！”

　　类似这样的检查数不胜数，在刘春权的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查出各种隐患，然后将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直到没有隐患，直到煤矿变得更加安全，实现他年少时的梦想。而他的梦想体现在这些数据的变化上：从2007年到2010年，辽源分局辖区内的9个县（市、区）煤炭百万吨死亡率实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煤矿数量由原来的88个减少到55个，而煤炭产量由原来的1000万吨上升到1700万吨，4年累计比安全控制考核目标少死亡64人，其中2007年37人，2008年4人，2009年21人，2010年2人。

　　大公无私的他，不仅有家人的支持，更有众人的铭记和缅怀

　　2010年12月9日，刘春权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而离开人世。他的离开，不仅那个脆弱的家失去了顶梁柱，吉林煤监系统也失去了一名优秀监察员……

　　12月10日，天空飘着大雪，道路因雪而封。在那白花胜雪，挽幛如云的遗体送别仪式上，长长的送别队伍，在凛冽的寒风中排起了一条长龙。就是这样的天气，听到消息的一些国有的、私营的煤矿负责人从几百公里外赶过来了，他们要给为他们煤矿带来安全的好官送上最后一程，只有他们对刘春权的好“感受最真切”！

　　在刘春权去世后很长时间里，辽源监察分局的干部职工依然无法相信他已离去，依然为他保留着办公室和宿舍……办公室里依然如他在的时候一样，桌子上是待处理的文件和翻看过的折出重点的业务书籍，还有一摞摆放整齐的学习和工作笔记；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宿舍里，一张单人床孤怜怜地等待着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主人，床头衣架上输液用的药瓶空空的倒挂着，让人想起它当时曾经是多少人的希望，希望它能够挽回刘春权这位老监察干部的生命。

　　但这一切已无法如愿，刘春权最终还是抛下习惯了他很少回家的父母、妻子和女儿，抛下他的同事们，一个人离开了。

　　刘春权的父母和岳父母都是七八十岁年纪了，他的大哥和三弟分别于2003年、2005年去世，一个弟弟因病住院。在四个儿子中，父亲刘占雨最喜欢老二刘春权，即使一周两周甚至一月两月见不到二儿子，矿工出身的老人也不会主动打电话，怕影响他的工作。刘占雨和老伴那间50多平方米屋里透着寒酸，连一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屋里仍然是烧煤取暖。这些足可以看出刘春权的两袖清风。他虽然孝敬老人，但从来不会动用自己的权力，从当矿长到当副局长，他都是花钱买煤给父母取暖过冬。

　　妻子对刘春权的“不顾家”已经习惯了，她也是矿工子女，从小就接受了耐心等待丈夫回家的教育。刘春权这次离去把她击垮了，为了避免睹物思人的伤心，娘家人把她接走了。小女儿至今仍然忘不了父亲对自己的严厉，“他可以捐款给灾区，给看浴池的工人，但他不会帮我找工作，也不会用他的车接我一次。我曾经待业一年多时间，后来还是自己应聘到深圳一家银行工作，至今还是临时工。但我不怪他，我理解他。”

　　还有一个人比刘春权的家人更悲伤，她是一名老医生，是刘春权所在办公地的教育新村李艳西医诊所的医生，从诊所到辽源分局的距离只有200米。“刘局长打针从来没有固定时间，他只有在坚持不了的时候，才打电话找我商量，打针的时间不是很晚就是很早，为的是不耽误他的工作。”李艳说，腰间盘突出这种病严重的时候，病人会坐卧不宁，有时会发高烧，打针只能是缓解疼痛，有时候感冒发烧的时候也会用些消炎药。

　　“如果刘局长能够听我的劝，早去专业医院进行系统治疗，或者按疗程用药的话，他就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李艳说，“可他把心思全用在工作上了，用在下矿检查上了。在他去世前，最多一次为他打了三针甘露淳，这种止痛药用多了会引起很多副作用。”

　　刘春权的离去，不仅让李艳感到悲伤，而且内疚。作为医生，她为自己没有说服他及时治疗而内疚，更为当地群众失去这样一位好人好官而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