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前不久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1年，要切实抓好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大中城市郊区要有基本的菜地面积和生鲜食品供给能力。其实，“菜篮子”工程并不是一个新名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一度被各级政府提到民生战略高度，而今年的“两会”上，“菜篮子”再次成为代表、委员谈论的热词。代表和委员们提出了若干解决“菜篮子”问题的方案，例如：政治责任上由地方行政一把手负责，源头上建城市周边蔬菜供应基地，流通上减少环节，开辟“蔬菜绿色通道”等等。

　　时隔20余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状态、政府行政的手法和市场发育程度都已经与20年前不同，当老问题重新出现，我们是老生常谈、老汤老药老办法，还是实事求是，研究新形势下的新办法，是摆在执政者和民意代表面前一道共同的考题。

　　不容置疑的是，老办法在20年前是见了实效的。所以，老办法里是有可借鉴的经验的。比如，当时提出的市长负责制。一个城市的行政首长，为该地区的民众提供到位的公共服务，保证民众的生活质量，是他的分内职责。这种政治责任，不管市场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应该弱化淡化，而是要更加强化。

　　但是有些老办法到今天就未必能直接照搬照抄了。今天城市周边的耕地受到城市用地的侵蚀在不断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城市周边的农民越来越多地进入城市谋生，周边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减少。需求在增多，供给在相对减少，这些都是造成蔬菜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

　　也正是有了城市周边的这些变化，在这20多年间，国内形成了很多有名的区域性蔬菜产业化种植基地。今天很多城市的蔬菜供应都要依靠外地蔬菜基地的供給，这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专业化、产业化的表现，是市场发展的进步。解决“菜篮子”问题，20年前各地只能依靠自建蔬菜供应基地，但20年后自建就不能成为唯一的选项了。

　　充分利用这些蔬菜基地的供给，政府要做的是想办法解决运输流通的问题。政府干预流通，不能忽视市场规律，动不动就想压缩流通环节，而应该想办法降低流通过程中的成本，比如高速公路运费，以及各种税费，真正的让利于民，才能搞活流通，增加供给。否则一味的压缩流通环节，只会打击流通领域企业的积极性，搞不好还适得其反，导致供给减少。

　　蔬菜价格的上涨，同时还意味着在蔬菜这个产业内依然存在市场空间。所以建设更多的蔬菜基地也是一种解决之道。但自建蔬菜供应基地，市长们要做的恐怕不是依靠行政命令，硬性给周边农村摊派蔬菜种植面积。这种做法不切实际，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而侵犯农民自主权，更是一种城乡二元分治的旧思维，与中央政府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精神相违背，难逃“恶政”之嫌。

　　相反，城市周边如果有蔬菜大规模种植的条件，不妨把蔬菜供应当作一个大项目，同样作为招商引资的项目进行运作。国内已经成型的蔬菜大型供应基地应该是首要的潜在投资方，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丰富的规模化产业化的经验，对于科学种植，如何节省用地、用水，都有现成的经验。而回顾3年前猪肉价格疯涨时，国内的若干富豪如网易创始人丁磊，都能纷纷投资养殖业，如今蔬菜供应项目也有理由找到更多投资。地方官员们应该更多学会用市场的力量来促进发展。善用市场，“菜篮子”工程就不一定非是一场“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