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走上了科学与民主的道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没有走上同一条科学与民主的道路上去，其故究竟何在？梁漱溟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科学与民主的路途，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之根本路向，是与西方的不同。如果说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路向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化走的却是第二条路向。路向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因此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面目就是:

　　第一项，西方物质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中国是没有的。

　　第二项，西方化学术思想方面的科学方法，中国是没有的。

　　梁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别，处处都表现了科学与手艺的对待。西方对待事物总是要求一个客观共识的确实知识，这就是科学精神，东方文化则全然蔑视客观规矩，而专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艺术的精神。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西方方法是检查、实验、分析，即科学的方法。东方的方法则是猜想、直觉， 即艺术的方法。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试换个样子看，了解分析地看，艺术总是不变现状地看，囫囵吞枣地看，整个儿地看，通过科学方法得到的是知识，艺术的方法只不过是一时主观意见而已。所以，东方是有玄学，而无科学，西方是有科学而无玄学。总之，西方文化表现了科学的精神，而东方则无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

　　第三项，西方化社会生活方面的“德谟克拉西”，中国是没有的。

　　梁认为，在西方大家做主，在中国则一人做主，在中国是一个人拿主意，并拿无制限的主意。大家伙都听他的话，并要绝对地听话。而在西方，是大家伙同拿主意，只拿有制限的主意，大家伙同要听话，只听这有制限的话。

　　在西方，个个人一般大小，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但在中国则不一样，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中国的办法是拿主意的、听话的，全然分开两事，而西方则拿主意的都是听话的，听话的都是拿主意的。所以中国“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划分为两个阶级，这样就有了尊卑。西方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严尊卑与尚平等是中西间两异的精神。

　　尊卑是个名分，而以权利不平等为其内容。在中国，拿主意者与听话者划分为两个阶级，一边有无限的权，一边无限的没权。所以在中国: 第一层便是有权、无权打成两截；第二层便是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 而在西方:第一层便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第二层便是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 于是放弃人权与爱自由又为中西间两异的一端了。

　　关于人的观念，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他们本不是一个‘人’，原是皇帝所有的东西，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必要有了‘人’的观念，必要有了‘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而西方便是有了这个观念的，所以他要求自由，得到自由。”梁把这种倾向叫做“人的个性伸展”。西方人不单有人的个性伸展一面，还有人的社会性发达一面。个性和社会性要同时发展，以“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这八个字来概括“德谟克拉西”。

　　由于西方人着重社会性发达，所以他们极重对于社会的道德，即公德。而中国人差不多不讲，所讲的都是这人对那人的道德，这是私德。又中国人以服从事奉一个人为道德。而西方人不这样，而君主竟可不要，只有对多数人的服从，没有对某个人的服从。

　　总之，从上述四个方面讲，中国都不如西方人。

　　但是，梁认为，中国所以不如西方人是因为中国从未走上西方的第一路向，而是走第二路向，所以中国文化的成就在其第二路向方面。这种成就是:

　　第一， 形而上学的调和主义。

　　梁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孔孟儒学，就这个意义上说，亦可称之为儒家文化。中国文化持调和持中的态度，当然不能有征服自然的魄力，所以没有科学。对于权威容忍礼让，不作奋斗以求解放，所以没有“德谟克拉西”。但是中国形而上学即玄学却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中国形而上学的中心思想就是调和，“其大意以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一切的存在，都是如此。”

　　第二， 儒家的直觉主义精神

　　梁认为，中国文化的另一特征就是儒家的直觉主义。中国的人生态度就是一切都不认定，一切都听任直觉。梁认为，孔子所谓仁就是敏锐的直觉，“儒家完全要听凭直觉，所以唯一重要的就在直觉敏锐明利；而唯一怕的就在直觉迟钝麻痹。所有的恶，有由于直觉麻痹，更无别的原故。”人类所有一切美德都是出自这个直觉，直觉敏锐的人要求平衡与调和，只不过是“顺着自然流行求中的法则走而已。”然而，梁认为，一任直觉走下去，就易出现偏差，最好有一个回省，不过回省时仍不外要诉之那附于理智上的直觉，这样便可以有一个救济。

　　从物质生活上看，中国人很少有向前的要求，一般即是安分知足，享受眼前一点点生活，所以物质生活始终是简单朴素，没有什么发明创造，物质文明不发达，乃至时受自然界压迫。但这都是中国“莫大之大幸”。因为从此种文化态度出发，就不会产生西洋近世的经济状况，西洋近百年的经济发展，表面富丽，但骨子里的痛苦却十分深重。中国人一切起居享用都不如西洋人，而中国人在物质上所享受的幸福，实在倒比西洋人多。盖我们的幸福乐趣，在我们能享受的一面，而不在所享受的东西上──穿锦绣的未必便愉快，穿破布的或许很乐；中国人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有一点就享受一点，而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

　　从社会生活方面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始终没有改革，礼教依然发挥作用。人的个性和社会性都不发达，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有其胜过西洋之处:西洋人讲有我，彼此界限很清，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等。谁同谁都要算帐，父子夫妻之间也都如此。这样的生活实在不合理，实在太苦。西洋人用理智，中国人要用直觉，西洋人有我，中国人无我。所以父子夫妻间不计较，甚至屈己以从人，不分人我，处处尚情而无我，所以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的文化。由于我们过早地走上了第二路向，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科学与民主，所以不得已必须回过头来补课，把第一路向走一遍。但梁漱溟坚定地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人类都得走上中国所走的路向。具体说就是，在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之后，人类就得着力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了。

　　（摘自凤凰网读书频道，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