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小额信贷出现危机了，目前危机态势还在延续。

　　无论是就我国的小额信贷的整体发展而言，还是对我国所引入的“尤努斯模式”而言，发生在印度的小额信贷危机事件，都不能不是一个警醒。

　　日前，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在发布的《2010中国小额信贷蓝皮书》中披露, 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已呈现“井喷式”的发展速度。

　　具体数据显示，自200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发布《关于小额信贷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来，截至2010年10月末，全国各地已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由2008年底的不到500家猛增至2348家，较两年前增长了4.7倍；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约1900亿元（其中所有者权益1600亿元，从商业银行融资约170亿元）；贷款余额为1620亿元。

　　如果按照国家鼓励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的初衷，日渐增多的直接影响，无疑将是对农村金融市场的丰富，让更多的农村金融需求得到满足、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但是，在为之欢喜的同时，从印度传来的小额信贷危机，又让人不由地为我国小额信贷机构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担忧。

　　在世人眼中，印度一直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小额金融市场之一”，而且，该国也是效仿孟加拉“尤努斯模式”的众多国度之一。有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0年8月，在印度登记的小额贷款机构超过3000家，贷款总额近50亿美元，借款客户达2800万人，较去年增长了105%。

　　然而，在2010年10月，有关印度小额信贷危机的报道就一例紧随一例，据近日来自《新华网》的报道，印度央行日前已经开始对小额信贷公司的信贷发放额度进行限制，并对发放贷款的利率作出了限定。

　　似乎，该国小额信贷的“危机”似乎与“小额信贷”自身“同步发展”着，“2010年10月份”只是一个随机的爆发时间点：贷款人控诉借贷方收取不合理的36%的贷款利率，而且，通过高利贷催款员催逼收债，导致了30多起自杀事件的发生。

　　从众多的分析观点来看，至少有两点是统一的：其一，部分地区小额信贷机构盲目扩张，为争夺市场而恶性放贷，造成客户负债过度，超过还款能力，最终导致家庭倒闭，部分客户走投无路而自杀。 其二，由于经营成本高，同时信贷机构资金多来自金融市场，资金成本也高，加上谋利动机，使得小额信贷利率偏高，客户利息负担较重。也就是说，扩张的盲目性和过度商业化的逐利态势终究逃不过罪魁祸首之嫌。

　　虽然此前也有关专家称，“印度发生的小额信贷危机和尤努斯模式不能混为一谈”。其持有的分析逻辑是：尤努斯身体力行的是公益性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倡导“社会企业”的理念，而发生危机的是商业性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两者有本质区别（前者以服务穷人为最大目的，而后者往往以赚取商业利润为最大目的）。 

　　但是，在覆盖全国的小额信贷比例中，商业性小额信贷的占比，举足轻重。有关数据指出，在我国，“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有100多家，商业性的小额信贷公司已有2000多家，此外农信社、商业银行等主体正以商业性半商业性的方式致力于小额信贷事业。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地分析印度小额信贷危机这一“前车”之鉴，从逐利性和商业性上把持好小额信贷的“发展关”，切莫让我国小额信贷的发展速度与危机并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