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这里指京杭大运河；茶，又被称之为国饮。在文化遗产的范畴里，运河与茶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是众所周知的。当我们把运河与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又必然会想到运河两岸民众的几种传统生活方式，或者称之为风俗习惯，那就是茶馆、茶亭与茶会。用今天的话来说，这里既有一些是属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容，比如茶馆、茶亭的古迹、遗址；而更为多见的，则是指民众间世代相传的生活传统，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茶  馆

　　我国的茶馆由来已久。《广陵耆老传》中说道，晋元帝时有个老姥每天早晨提一壶茶上市贩卖，从早到晚，她的茶壶居然一直是满的。这是个神仙传说，说明晋代已有人在城市里卖茶，是商业行为，不过这还不是茶馆，充其量也只是个“流动茶馆”。到了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载：“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说明唐代的旅舍、饭店里也兼带着卖茶，这也许是茶馆的滥觞吧。

　　到宋代，典籍记载已出现了专门的“茶坊”，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说在汴梁（今开封）马行街一带，“各有茶坊酒店”。同书卷五，又提到一种“提茶瓶之人”，大概就是流动卖茶的小商贩，不过他们往往还兼带着别的一些服务项目，这也为后来的茶馆服务开启了先例。长篇小说《水浒传》是明人所作，而其中不少故事在宋元间已广为流布，所反映的生活情景与宋代历史还是比较接近的。该书描写武大郎隔壁的王婆茶坊，就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述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风俗，卷十六有“茶肆”一节，说杭城茶肆“插四时茶，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可见那时候的茶肆已经具备相当规模了，供应的花色品种也越来越多。该书还提到，当时杭城茶肆之间，茶客已有所分流，形成了不同的档次，有的是“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有的是“五奴打聚处”，也就是工匠、奴仆的活动场所；有的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犹如行业公会的活动场所；还有一种“花茶坊”；另有一种茶肆“多有吵闹，非君子驻足之地”，可能是后世用来调解民间纠纷的茶馆。

　　而在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则有对杭州茶室的描述，说西湖边的茶室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而吴山脚下的街上，“单是卖茶就有三十多处”，可谓热闹之极。据老人回忆，湖墅一带沿运河一路走来，更是当年茶楼密集的地方。不少茶楼傍水而居，从拱宸桥东西桥堍、登云桥、茶汤桥，到湖墅的吴家石桥、华光桥、江涨桥、卖鱼桥、宝庆桥、信义巷、大兜、茶亭庙、沟狮滩，米市巷的德胜桥、左家桥、潮王庙、大王庙，小河的老大关桥、小河直街、河塍上、明真宫等地，当年都有不同规模的茶馆、茶楼、茶园。在长期的文化积累中，这些茶馆还大致形成了自己的某种风格，有着不同的文化功能。

　　其一，联络感情，交流信息。如果仅仅为了品茗，尽可以在家中饮茶。人们之所以要进茶馆，其主要目的还在于走出家门，接触社会。人们可以在茶馆会晤旧友，畅叙情谊；也可以在茶馆结识新朋，扩大社交。尤其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不允许他们经常在家中招待客人，进茶馆就成了约定俗成的一种交际手段。历史上大众传媒极不发达，不像今天，可以在家里看电视，看报纸，打电话，上网。而在那个年代里，你想获得外界的信息，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茶馆。

　　其二，休息清闲，欣赏文艺。毫无疑问，许多人进茶馆是为了边喝茶边消闲的。其实家中也可休息，但太冷清。底层民众不像文人雅士，喜欢什么幽静，他们倒觉得呆在家里闷得慌，再说底层民众的宅居大都比较局促，于是就更想走出去散散心。历史上，这一带还有“孵茶馆”的风气，一孵就是半天，当然主要是一些有时间休闲的人群。比如珠儿潭的曲江茶楼，楼上是茶室，楼下是浴室，俗谚称“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就是对这种风气的揶揄。旧时的公众娱乐场所原本就不多，乡村就更少，茶馆往往也就会成为某个社区、集镇、村落唯一一个引人注目的娱乐休闲中心。人们在那里聊天讲故事、下棋、玩鸟、斗蟋蟀、哼小曲，不亦乐乎。更有许多戏曲曲艺艺人，闯荡江湖，把茶馆当作他们献艺谋生的好场所。茶馆老板为了招揽生意，也乐意跟艺人合作，所以旧时运河边的茶馆大多兼营文娱活动，尤以说书为最多。在这一带茶馆里最受人欢迎的，当推杭州评话、杭州评词、苏州评话、苏州弹词、武林调、杭州摊簧、杭州小热昏等曲种。民众统称之为“听书”，一边喝着茶，一边听着书，自然是其乐无穷的。

　　历史上，茶馆里不仅可以听书，还可以看戏。有一座天仙茶园，位于拱宸桥二马路，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正中为戏台，台下中间为正厅，摆方桌，一桌六座，一排六桌，共三十六个客位。纵向四五排，就大约有一百五十多个位置了。楼上还有贵宾包厢。曾在这里演出的名角不少，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三岁的盖叫天就在这里首次登台，一炮打响。

　　其三，洽谈生意，拍板成交。茶馆会聚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信息特别灵通，自然也就成了买卖双方洽谈生意的绝好场所。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记南宋都城临安风俗，其中“茶坊”一节云：“又有一等（按：即指茶坊），专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谓之市头。”说明南宋时杭州城里即有专供各行业人等在那里洽谈业务来往事宜的茶馆。久而久之，人们又以行业区分，各自选择一所茶馆，进行交易，犹如今天的交易所，而在当年则称茶会。茶会之前再冠以行业名称，如米茶会、丝茶会、柴茶会等等。

　　此外，在运河边一些集镇和乡村的茶馆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有的农民拎着篮子，里边放着自家生产的一些农副产品，他却不急于出售，把篮子朝茶馆门口一放，进了茶馆，笃悠悠地喝起茶来。当地人知道这种习俗，就会上前打听价格，谈得合适，当场成交。而十有八九，等到他这壶茶喝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带来的东西也脱手了。茶馆也成了小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喝茶做生意两不误，不亦乐乎！

　　其四，调解纠纷，评说公道。民间发生纠纷、冲突，历来有官了、私了两种解决途径。前者进衙门，在旧时有所谓“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民谚，所以人们常倾向于私了。双方当事人自愿邀请一位地方上有权威的长老，或是帮会头子来压阵，算是“总裁判”。参与者每人泡一碗茶，然后当众谈判，各自申述理由，茶客则参与评判，最后由“总裁判”当场拍板，判定是非和解决的办法。众茶客表示拥护。理亏的一方负责付清全部茶客的茶资，干戈终于化为玉帛。这种风俗，俗称“吃讲茶”。当然，这种民间仲裁的约束力和合理性也总是相对的，有时候由于地方恶势力插手，事态往往激化。旧时黑道帮派之间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常以“吃讲茶”的名义在茶馆较量，乃至演出“全武行”，则又另当别论了。

　　其五，秘密会社，接头议事。我国历史上的秘密会社由来已久，绵延不绝，尤其在清末民初，诸如天地会、青红帮、哥老会等组织，一度十分活跃，对于当时的革命斗争，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在讨论运河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提到，明清时期在运河中风里来雨里去的漕运水手，曾经信仰过一种民间宗教，称为罗教。其中杭州拱宸桥附近有三个庵堂，被他们尊奉为祖师，这就是有名的钱庵、翁庵、潘庵。后来，失了业的漕运水手流落江湖，人称“青帮”，就是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一个秘密会社。秘密会社的人员接头议事，常选择茶馆，并有一整套接头暗号，俗称“茶阵”。茶阵就是暗号。20世纪30年代，萧一山先生在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院藏书中发现了晚清时粤人手抄的天地会文件，这里就有对茶阵的详细记述。

　　该文件中绘有茶壶、茶杯陈列的各种图式，从一壶一杯，直至一壶十三杯，形状不同，以至于杯中有水无水，或满或浅，都是一种暗号。来人一见此“茶阵”，必得按帮会规矩，去移动茶杯，或泼茶，或斟茶，并吟诗一首，将暗号对上。主人在旁观察，觉得来者的一切举止都符合帮规，才可与其接头，双方饮茶洽谈，否则的话，后果往往不堪。

　　比如，其中的“五祖茶”，是一把壶的边上有五只茶杯，排成一直线。来人不可直接饮茶，必须将杯中茶水一一倒回壶中，再重新斟出，方可饮用。此时还得吟诗一首：“五人结拜在高溪，五杯茶来兄弟齐，五人分别开各省，五祖祈杯来发誓，五行天下顺明归。”又如桌上放一把壶，两只茶杯，一杯是茶，一杯是清水，来人务必将杯中清水泼掉，然后再从壶内斟茶，并吟诗一首：“泼了清水换洪茶，到处大位是洪家，知情任我来去饮，相逢不用说因丫。”把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说得十分清楚。

　　有的茶阵摆设很有趣，把一把茶壶的盖子拿开，放在边上；壶口上合扑两只茶杯，正好将壶口盖住；壶嘴上插两炷香；壶耳把手上斜倚一根烟筒。来人懂得规矩的，当即会吟诗一首：“手抱玉龙归本处，义龙出海为争珠；双凤朝阳兄弟到，玉盏移开定太平。”对上暗号，才可进入实质性的对话。有的资料说，这样的茶阵共有37阵，真可谓变化无穷。虽然这已成为历史，却仍然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综上所述，茶馆的功能堪称是全方位的，几乎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评论文人雅士、僧侣道流的茶俗，往往可以用“幽静”二字来概括，而对底层民众的茶馆来说恰恰又可以用它的反义——“热闹”二字来形容。一静一动，一冷一热，居然都可以饮茶，而且都得到充分的发展，茶文化的适应性由此可见。

　　茶  亭

　　茶亭，在南方山区又称茶寮。这是一种传统的社会公益事业。古代在一些交通要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设置一个凉亭，历来有“长亭连短亭”的说法，运河两岸，历史上也留下了不少这样的凉亭。凉亭又叫风雨亭，本是给过往行人歇脚避风雨的场所。如果有人做好事，就会在这里免费供应茶水，给行人解渴。这在古代又叫做“义浆”。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记载了一则美丽的传说，说有个杨伯雍，在河北的无终山施义浆三年，过往行人都来喝他的茶水。有个神仙给他一斗石子作为酬谢，说是可以种出玉来的。后来杨伯雍果然在山上种出了玉，还因此而娶到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做老婆。后人把杨伯雍种玉的地方叫做“玉田”。这个地名一直叫到今天，就在天津附近。杨伯雍的义浆里是否放了茶，是什么茶叶，今天都不可考了。但是在今天的浙南山区，这种施茶的凉亭却依旧随处可见。一般都是由附近的村庄，或是村庄里的茶会（一种群众自愿结合的社团）出面，雇用一位孤独老人或是家庭经济特别困难需要格外照顾的人，去承担施茶的任务。他（她）在凉亭里搭个小间住下，也有的专门在路边用茅草搭棚居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茶寮了。施茶人拾取山上枯枝杂柴，作为烹茶的柴火，在茶缸里放置一种叫做“苦丁”或“食凉散”、“茵陈”一类可以解渴消暑的野生植物的叶子，冲以开水，泡成茶液，盛入茶缸，供过往行人饮用。施茶处没有考究的茶具，用一小段竹筒，一头有节，一头斜口劈开，再装一把竹柄，就成了别致的茶具。有的凉亭，还挂着几双草鞋，过路人的草鞋穿破了，顺便换一双，也不必付钱。施茶老人的生活费用，由当地村庄（或茶会）集资解决。有的是逐年摊派稻谷。旧时还有设置公田的，由施茶老人自己或雇人耕种，收入则归施茶老人所有，这种公田称为“茶田”。由此可以想见，当年杨伯雍在无终山施义浆，可能也是采摘某种野生植物的叶子来充当茶叶的吧。总而言之，凉亭施茶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珍视的精华。一些地方的凉亭施茶，还形成了一定形式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无疑也为中国茶文化史增添了绚丽的一笔。

　　茶亭施茶是一大好事。正当过往行人大汗淋漓、唇焦口燥之时，能够喝上这样一杯凉茶，自然会觉得甜到了心里。这杯茶在他心中所留下印象，恐怕要比品茗更加深刻得多。正是有感于凉亭施茶的宝贵，历来在各地的凉亭楹柱上还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楹联。吴兴八里店茶亭的楹联：“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尔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自东西”。言简意赅，妙趣横生，充满了人情味，无疑是底层民众茶俗的骄傲。

　　茶  会

　　茶会，大致上有两种形态。一是指有关茶的民间结社。比如前面说茶馆时，说到的米茶会、丝绸茶会；论茶亭施茶时说到的施茶会，都可以认为是一种茶会，为了保证这些活动的正常进行，民间要结社，有一定的组织形态和规章制度。

　　掮客，古称驵会、驵侩，后又称牙侩、牙商、经纪人。他们一无店铺，二无资金和商品，却凭借熟练的业务能力和人际关系，在商场穿针引线，牵线搭桥。当年杭城丝绸业的掮客，通常总是在白莲花寺前面的茶店喝茶，买卖双方有什么要求，只要到那儿去找他们，总能找到，边喝茶、边谈生意，在儒雅而又融洽的氛围里，做成了一笔笔生意。圈内人士都知道，这就是丝绸茶会。这个茶会的市面越做越大，后来搬到王马巷口，再后来又搬到长庆街，终于酝酿成为后来赫赫有名的杭州绸业市场。

　　与此相仿，杭城的米茶会、柴茶会等，也大多有它的一段历史。华光桥堍当年有个补经茶楼，六七间门面，前临街，后濒河，早晚营业，也是很有名气的。老人回忆，这里当年是纸、箔两业做生意的场所。

　　而另一种茶会则指一些人约定约成在一起喝茶的民俗活动，这些喝茶的人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结社的组织形式，而只是相当松散的一种聚会而已。这就旧时在江南运河水系一带民间较为盛行的茶会，又称打茶会。余杭、德清、湖州一带乡间比较流行，通常是妇女间以茶待客，以茶会友的一种民俗活动。这种活动主要是女性，通常是一些邻居，相对稳定，各自形成一个个松散的群体，三五成群，轮流做东，欢聚在某家的堂屋里，一起喝茶。她们并不是纯粹的休闲，每人手上一般都会随身带着点针线活，大家边喝茶，边聊天，边干活，气氛颇为融洽。

　　这一带打茶会饮用的茶也与众不同，是一种特殊的咸茶，又称烘豆茶。取新上市的绿茶，再加入烘青豆、野芝麻、香干丁、盐渍橙子皮等佐料，当场烧开水冲泡，色香味俱佳，与城里人喜欢喝的绿茶相比，别有一番风味。习俗还要求人们最后把茶叶连同烘青豆等佐料一起吃下去。这似乎是在吃一种菜肴，据说我们的祖先在发明饮茶之初，确实有过把茶叶当菜肴的经历，于是我们对于这种习俗的文化史价值也就更应该珍惜了。

　　结  语

　　以上，我们大致回顾了历史上江南运河水系民众间世代相传的几种生活方式：茶馆、茶亭、茶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交流空前频繁，新的思潮、理念和生活方式不断涌现，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仔细想来，许多文化传统却依然在沿袭着、传承着。当然，这种沿袭和传承并非是直线的，一成不变的。许多人都注意到，茶馆一度低落之后，如今又在东山再起了。各地的茶艺馆、茶餐馆和茶室正在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而在一些地方，茶亭又在出现，茶会更是热闹，各级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都在关注着这样一些文化传统，并且把它当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大事来做，这都很是令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