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古稀”之年，怎么说也得认老了。若还想再干点事，也只能是“发挥余热”了。我在《中华合作时报》（下简称《时报》）的所为就属此一类。但平生学养不足，所“余”热力也就有限。说句玩笑话，这“余热”已经烧不成一桌美味佳肴，大概只能烧开一壶水，给朋友们泡杯清茶。

　　但是，这点微弱的“余热”为什么要拿到《时报》来“发挥”，确是颇费一番思量的。已经没有多少热力可供挥洒了，何去何从，当然得有所选择。

　　我这大半生几十年的工作主要在新闻战线，最让我倾心的是新华社农村新闻报道的岗位。我这一生最大的幸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农村改革期间，我主持了新华社的农村新闻报道，经历了农村改革全过程的风风雨雨。农村改革报道的经历让我难忘，同时，也引发出一些重大问题，让我陷入深思：

　　一是造成我国农业长期徘徊、农民陷入贫困的人民公社集体化的体制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而又长期得不到纠正？

　　二是推倒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我国农业基本上成了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社会化大生产。这个突出矛盾当如何解决？

　　在农村改革完成体制变革之后，我奉调参加筹办《瞭望》周刊，在这里一直干到退休。但我一直放不下对这两大问题的思考，而苦于编务繁杂，未能倾力投入。直到上个世纪末退休后，才有了深入求索的机会。我婉拒了一些单位的“返聘”，把自己关进自家小小的书斋，汇集、阅读、剖析有关历史资料，研读有关经典文献，夜以继日，苦干了几年，其成果是写出了几部书稿：《从合作化到公社化——新中国初期的农业体制变革》、《大寨寓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警示》和《中国农村改革纪实》。这三部书稿是围绕第一个问题展开的，是对中国农村体制变革中“左”倾急躁冒进错误的发生、发展、危害及最终的纠正整个历史过程的反思。

　　而对第二个问题的思索则不可能只在书斋里完成。农村改革完成后，建立起来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标榜为“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绝大多数地区有分无统，成了单个农户的小规模生产经营。这种体制有力地破除了人民公社集体体制的种种弊端，一举改变了农业徘徊、农民挨饿的局面。但是，这种体制只能满足农民吃饱肚子，却无法保证他们走向富裕。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社会化大生产。而历史已经昭示我们，绝不能回头再搞人民公社式的“一大二公”，必须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进行体制创新。这个新体制将是怎样的？这种创新又当从何处入手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山东诸城看到县外贸公司为龙头，用“公司+农户”的模式，组织全县十余万户农民饲养肉鸡，把肉鸡养殖办成了一个大产业。之后，我在潍坊地区其他县又看到用这种模式经营养殖种植业，成果显著。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用这种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开创了农业发展的新局面。我激情满怀地在《瞭望》周刊上进行报道，并撰写评论，欢呼：我看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曙光！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就有潍坊公司与农户发生尖锐矛盾的报道。事实证明，“公司+农户”并不是最好的组织模式。农民在与公司合作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权益得不到切实保证。要争得平等地位，弱势的农民只有“组织起来”。这就是各地农村开始兴建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根本动因。

　　我真正看到像模像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浙江省台州市。2002年，我写完上述三部书稿，便应台州市委之邀，去台州市考察民营经济。在台州为时半年考察的成果是《推动力——台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思考》一书（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的出版。就在这次台州调研中，我看到了一批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效能使我大开眼界。在完成该书的写作之后，就地转换课题，考察台州各区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后再到山东、四川、河南等农业大省做实地调查采访，回到北京后，再做案头作业，于2005年春完成《重建合作》一书。

　　2005年11月《重建合作》出版。正是这本书成了我与《时报》结缘的“媒人”。2006年春节前夕，台州来京举办新闻界慰问座谈会。会上赠与每位与会者一本《重建合作》。会后，《重建合作》传到《时报》编辑部。报社领导看到这本书并对其作者有了一些了解之后，便邀请我到《时报》来帮点忙。

　　正巧这时我已将原先计划的有关中国农业体制变革的四本书稿、另外两部人物传记基本完成，而新的计划尚未开始，时间上有了一个“空档”；更重要的是，几年的研读、思索，让我认识到重建合作制的重要意义。我深感应当在全国大力弘扬合作理念，深入普及合作知识，积极推动合作事业的发展。恰在这时，《时报》这个全国唯一一家以宣传“合作”为宗旨的报纸出现在我的面前。中国太需要这样一张报纸了！花些精力给这张报纸帮点忙，应当说是值得的。另外，我也想通过《时报》的平台，多接触实际，进一步研究“合作”这个大课题。经过几天考虑，征得老伴的支持（对老人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便答应来报社试试看。不想这一试就试了好几年！

　　我之所以在《时报》能够继续“试”下来，首先是因为双方有相同的理念，一拍即合；二是《时报》的领导班子有强烈事业心、责任感，几年来带领全社人员在艰难困苦中奋斗，“从北新桥、半步桥，到科丰桥”的创业经历令我感动！这是一个积极向上、有所作为、值得信任的团队；三是这里有一支年轻而积极向上的编辑队伍，一群可亲可爱、有志有为的男女青年。他们与我这个老迈之人相处，没有“代沟”之隔，反有家人般的亲近，这大概就是缘分。和这些大男孩大女孩在一起，我受益良多，只感青春的朝气扑面而来，无形无声却极有力地消融、涤荡着我身心上的暮气，常常让我忘记自己的年纪，不知老之已至。

　　我喜爱这个充满朝气、蓬勃向上的团队！我看重这全国唯一的以弘扬合作精神为宗旨的报纸的崇高理念，祝《时报》蒸蒸日上，愿合作之花早日开遍中华大地。

　　（作者系《瞭望》周刊原总编辑，现任《中华合作时报》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