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前文所述，中国茶道，从唐朝陆羽《茶经》开始产生，提出茶“为饮最宜”，对“精行俭德”之人，饮茶有如饮“醍醐、甘露”之感，可以“荡昏寐”。皎然、刘贞亮、卢仝、斐汶等都概括了饮茶的精神感受，饮茶所起到的涤昏、清神、破闷、散郁、示敬、雅志、淡洁、致和等修养功效。这些都是茶道的重要内涵，奠定了中国茶道的基础。宋、元、明、清的中国茶道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而茶艺是从茶的饮用、种植就开始产生，在《茶经》之前就有茶艺了。陆羽的《茶经》对茶艺作了经验总结，成为研究、介绍茶艺的经典作品。如植茶之“艺”，陆羽指出：“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叶卷上，叶舒次。”茶之造的技艺，陆羽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要在晴天时，“采之、蒸之、捣之、焙之、穿之、封之”。“自采至于封，七经目”。茶之煮的技艺，包括如何看火、用水，如何煮，陆羽都一一记述。茶之饮，陆羽写道：“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茶有九难：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阴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别也。膻鼎腥瓯，非器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飞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缥尘，非末也。操艰搅遽，非煮也。夏兴冬废，非饮也。”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茶艺的内涵，陆羽的研究和介绍具有开创性意义，对茶艺的传承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其“茶圣”、“茶神”之称是当之无愧的。

　　“道”和“艺”是中国古老的命题，在先秦就有关于“道”“艺”的提出和认识。如我们所说的“孔孟之道”就是儒家之道。儒家之道即“仁”、“礼”、三纲五常等。“艺”是与“道”相对应的，是指技艺、工艺。“儒者习于道，匠者习于艺”，这就是儒家的道艺观。道是精神的、观念的、理论的，艺是一种工艺、技术、技巧。

　　根据儒家的这种道艺观，将茶的学问、品饮茶的精神感受、体会加以概括、总结，成为人们认可的共同体会而称为“茶道”就很自然了。而植茶、制茶、煮茶、品饮茶的工艺、技艺、技巧被称为“茶艺”，同样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茶道和茶艺与儒家所说的道、艺内涵不同，但实质或属性是一样的。

　　这里，要澄清几种不符合史实和不恰当的观点：

　　第一、说茶道是日本发明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日本的茶道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时间是宋代，由日本僧人荣西传到日本。宋代余杭径山禅寺的禅茶宴传到日本后，逐步形成日本的禅茶合一的茶道。荣西是在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到浙江天台山万年寺学佛的。前后到中国两次，于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回日本。回日本后撰写《吃茶养生记》，成为日本茶道的奠基之作。体现日本茶道基本精神的“和、敬、清、寂”的概括是更后的千利休（1521-1591）提出的。所以不能说茶道是日本发明的。

　　第二、说茶艺与茶道同时形成是不恰当的。而是先有茶艺，才有茶道。虽然陆羽《茶经》对茶艺和茶道都作了总结，尤其是茶艺，更有系统总结，但是，并非茶艺茶道在此时同时产生。茶艺在此前已有很长时间的实践。

　　第三、说茶艺就是茶道，茶道就是茶艺，是不恰当的。道和艺具有不同的内涵，是相对应的一组概念，不能等同，不能混为一谈。

　　第四、说茶艺是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兴起的，是不恰当的。只能说80年代在台湾传承、弘扬、复兴了中国传统茶艺。因为茶艺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陆羽《茶经》总结的茶艺，至今也有1200多年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