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发布《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称，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一方面，许多应当被收治的患者得不到治疗，或被家人长期禁锢，或流落街头；另一方面，大量无病或无须强制收治的人，被与之有利益冲突的人送往精神病院，被迫接受不该接受的治疗。（10月11日《中国青年报》）

　　有病得不到治疗和没病而被强行治疗两种情况相比，笔者更关注后一种情况。前一种情况虽属于政府在公共管理上的缺位，但多少有些客观原因，如资源不足、投入能力有限等。而后一种情况，则是主观恶意地迫害他人，把精神病收治当成一种打击迫害的工具，无论是公权力为之，还是自然人为之，危害都很大。

　　把没病的人强行当作精神病治疗，是对人权的严重侵害。被收治的人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而且肉体和精神都要遭受深度摧残。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因为上访，被乡政府送进精神病院，“治疗”中被强行捆绑48次，电击54次。徐林东被关进精神病院4年后，他的家属才通过其他村民知道他的下落，被关6年后才出院。事实上，迫害性的精神病强制送治事件，媒体经常报道，有被政府机关强送的，也有被工作单位或亲属强送的，之间涉及打击报复、图谋财产等阴谋的也不少。政客为了对付不同政见者，警方为了打击一些“刁民”，单位为了收拾某些“不听招呼”的人，家人之间为了争夺遗产，都曾把精神病收治作为有力武器。

　　不得不承认，精神病收治乱象已对公民人身自由和身体健康、国家的法律尊严、社会的伦理道德等形成强大威胁。迫害性的精神病强制送治早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可这样的恶行为什么没有得到扼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学者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在于法律的缺位。我国法律虽然对什么症状的人可以送治有涉及，但是对什么人可以实施送治行为，该遵循什么程序没有相应的规范。公权部门、工作单位或其他组织，有没有权利将精神病人或疑似患有精神病的人送往精神病院？是不是需要征得病人本人或亲属的同意？法律现在尚没有相关规定。没有了法律的严格规定，而很多医院又唯利是图，只对付款人或送治人负责，或是唯行政命令是从，导致精神病送治乱象丛生。

　　可是，这样的法律空白何时才能补上？补上这一空白莫非是一道难破解的题？事实表明，国际上在对精神病送治上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比如在法国，强制性住院分行政性强制住院和医疗性强制住院两种。前者针对那些可能危害公共秩序或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错乱者，一般由省长，紧急情况为市长、警察局长才能决定，决定需要根据接诊医院以外的一位精神病专家开出的规范的意见书，如果情况紧急，而且精神错乱者是众所周知的，可不必有医生的意见书，但在这种情况下的强制在48小时后即告失效。后者由患者的家属或是为精神病人利益而作为的人提出，医院院长根据第三人的请求作出决定。决定必须附具两份意见一致的医生证明，第一份证明必须是院外医生作出。为了避免出现不适当强制住院的情况，法国司法机构对强制住院给予了监督。各省还建立了由法官、精神病医生、知名人士和精神病人家属代表组成的精神病住院委员会，负责审查所有住院精神病人的状况。

　　有完备的经验可以参考，我们国家也有庞大的法律专家队伍，让人困惑的是，我们连一部规范精神病送治的法律规定都迟迟出台不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样的法律出不来，公众有权问个明白，也有权知道真相。

　　精神病帽子乱扣的现象明显已泛滥成灾，连一些精神科医师也成了受害者。因为用起来方便，所以使用者已无所顾忌，精神病送治已成为法治的一大威胁。而这样的法律漏洞，却可以长期存在，虽有媒体不断呼吁，但法律补漏工作却迟迟不见进展迹象。有关机构如此迟钝和冷漠，人们难免会问，公民权利到底被摆在了什么样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