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8月15日新华网）

　　其实，不但很多人不愿意从农村迁到城市，就是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也已不是新鲜事。据媒体报道，浙江台州市曾出现近5000名大中专毕业生放弃城市户口，办理“非转农”手续。

　　现在很多城市不好呆，工作不好找，就算勉强找到一工作，每个月工资除掉房租费、伙食费等各种开销后，所剩无几，生活毫无保障。而在台州一些农村，不但每个月发给困难村民几百元最低生活保障费，还为村民上医疗保险。难怪那么多大中专毕业生纷纷走向农村。事实上，想办“非转农”的，还远不止这些，因为不符合条件而办不成“非转农”的人也不少。一些农村户口也在升值，甚至成了一种稀缺资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见过太多的农村人想进入城市，想做一个城里人，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让他们好梦难圆。正因为如此，我们现行的户籍制度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尽管多种力量都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但进展不能说是快，特别是一些大城市。而户籍制度改革步子迈得不大，一个思想上的认识是：如果户口迁移完全放开，将有大批人进入城市，导致城市不堪重负。

　　而农村户口升值的现象，却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向。第一，城市不是天然的比农村有吸引力，只要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村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和城市一样能吸引人；第二，市场具有调节人口迁徙的功能，人具备选择自己居所的理性──可以根据自己现实的条件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

　　人都想往好的地方去，无论是很多人拥向城市，还是很多人拥向像台州那样的乡村，都会造成一个地方的人口过多。但农村户口增值恰恰也说明，人是不能随意选择的：有很多学生想选择城市，但是城市的压力却逼他们不得不选择了农村。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假如我们不在行政制度上对户口的迁移作严格限制，也不会导致人员都往几个大城市挤。比如在日本，法律可以让你选择到东京去居住，但那里房价太贵，你住不起，就没可能去。没有了行政制度的限制，还会有别的因素调节人口的迁徙，如果一个地方好，大家都往那里去，结果人越挤越多，生活各类资源紧缺，价格自然上涨，生活成本太高，自然就会有一批人退出城市。

　　人和户籍的关系，本来应是人先选择在哪里居住，然后拥有那里的户籍。这里包含着几层意思：第一，人必须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最起码，法律要保障这一点；第二，迁徙自由不等于自由迁徙，人的选择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先是个人需要，如就业、求学、个人习惯等，决定你的选择意愿；接下来，你的意愿还要接受你的生存能力、经济条件等的“考察”，二者权衡后，才能做出选择。

　　所以，给人自由迁徙权，并不必然导致人的集中。导致人口集中的根本原因，是发展不平衡，比如城乡差距。还户籍制度本来面目，让就业、教育、住房等生活现实决定只有象征意义的户口本，而不是反过来，让户口本决定就业、教育、住房等现实条件，既尊重了个人权利，又发挥了市场调节人口迁徙的功能，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