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是指晩清至解放前一种介于钱庄与银行之间的旧式金融组织,其总号设于北京，分号遍布全国各地，所发庄票随处皆可兑付。因多是由山西商人所开，故称“山西票号”，也称“山西票庄”。

　　山西票号用“执事敬，事思敬”的主张来倡导敬业精神；用传统的孝悌和睦、乡谊团结组建群体，完成“团队建设”，实现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鼎盛局面。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同步，山西票号的发展也历经了100多年，为晋商带来了巨额收入。 

　　山西票号为什么会做得如此成功？他对我们农村金融的发展有哪些启示呢？

　　首先，是要注重“诚信为本”。讲究诚信是山西商人最为看重的行业品格。“诚信为本”、“以诚待人”、“童叟无欺”，这样的字帖在晋商的店铺中随处可见。在三晋大地上，也流传着这么一则故事：一个祁县籍的商人在外地做生意，他把钱存在一家山西票号，准备回家探亲时再用。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这个商人就意外地死了，没有来得及处理存在票号内的银子，于是这笔账就成了死账。过了若干年，那家山西票号也因故倒闭了，在清理债权债务的时候，掌柜的发现了这笔死账。于是，他多方打听，费尽周折，终于在那位死去客户的老家祁县找到了他的后人，把钱连本带利地送了过去。

　　所谓“千两银子一句话”，意思就是说晋商重诺言，一千两银子数目不小，但是只要是存入了晋商票号，就一分钱也不会少。作为快速发展中的农村金融机构，也应该在追求业绩快速增长的同时，时刻牢记诚信是立社之本、是发展之基。

　　其次，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乔家大院》将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乔致庸被朝廷禁锢在山西的二十年间，他找到了一位能帮助他实现梦想的人——潘为严。潘为严与乔致庸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股东与雇员的关系，通俗地说，乔致庸就是股东大会的首席股东，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董事长（总裁），而潘为严就是总经理（职业经理人）。在对大德兴茶票庄的管理上，乔致庸与潘为严一点也不逊于现代企业。作为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机构也一定要切实转换经营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三会一层”机制，实现有效制衡。

　　此外，还要讲求“人本原理”。世界上一切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切物质财富的创造、一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切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都离不开人的服务、人的劳动与人的管理，人本原理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晋商代表乔致庸在对其家族店铺的管理上就很好地体现出了这一点。在乔家的店铺里，每个人（包括学徒）都可抵一支股，年终可以分红（相当于现代企业中的股权激励）。同时，乔致庸还能体谅下属，不断从他们中间挖掘人才，把他们推到管理一线。只有管理者的思想认识达到相对高的水平时，才能使员工的水平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拥有一支具有奉献精神的队伍。

　　“山西票号”给晋商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也带来了“诚信天下”的美誉，这对我们农村合作金融事业的发展是有所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