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变鼓励农民外出打工为吸引农民留在本地，因为他们发现外出务工的农民虽然收入得到提高、但是却把大部分的消费留在外地，并没有给当地的经济和财政收入带来成正比的贡献；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外面长了见识、学了本事之后，也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创业，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安身立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的实际问题几乎无法解决。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工创业园”在各地纷纷兴起，成为实现农民创业理想、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平台。

　　园内的丰收

　　从农民工到公司老板，安徽省芜湖市居巢区柘皋镇农民胡光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在2010年安徽省“春风行动”暨皖江城市带与皖北地区劳务合作活动启动仪式上，作为该市农民工创业园返乡创业农民工代表的胡光说，自己仅用一年时间就实现人生飞跃应该归功于“农民工创业园”。十几年前，胡光出外打工，在服装业摸爬滚打10多年，尝尽了酸甜苦辣。2008年底，由于金融危机影响，许多企业停止招工，他只好回到家乡。在外多年的经验和见识，让他有了创办公司的念头，可是苦于缺乏资金、没有厂房。就在这时，他听说柘皋镇建起了农民工创业园，为回乡创业农民工提供厂房等。他递交了入园申请，并成功进驻。胡光成立了“巢湖市文涛服饰有限公司”。创业园了解他的情况后，还协助他申请了20万元的贷款。经过一年多的发展，胡光的公司不断壮大，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还吸纳80多名农民工就业。

　　提起创业园的好处，胡光的妻子非常高兴地说：“以前我们在外地打工创业，什么都得靠自己，现在有专门的农民工创业园，征地、道路、供电等问题没有让我们操心的。这里劳动力多，工人好招，园区内配备设施也做得比较好。”

　　近年来，像胡光一样从农民工转为“老板”的例子，在农民工创业园还有很多。有的创业园依托乡镇工业园或者工业集中区建成“园中园”，有的利用废弃或闲置的厂房、仓库改造建设而成。创业园对申请人进行遴选，与入园小企业签订“三年孵化协议”，期满后搬出园区，腾出场地再帮助其他创业者。

　　除了可以解决当地的农民就业问题，创业园在促进地方财政收入、旅游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带动效应也逐步被地方政府意识到，因此，除了面向本地农民的创业园外，台湾农民创业园也开始在各地受到追捧。据中新社的消息称，目前大陆已有25个台湾农民创业园，这些台湾农民创业园和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的面积总和，已是台湾的8.6倍还多。作为促进台湾农业发展、推动两岸农业交流的重要举措，其中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自2006年实施到现在，台湾农民创业园已经由当初的大陆有关业务部门主动推出，在各地设立示范园区发展到现在的台湾农业企业和台湾农民主动要求设立园区，创业园已经实现了农民、政府的双赢。

　　园外的困惑

　　从2005年，全国首个“农民创业园”开始，资金和项目就是阻碍部分农民入园的两个主要问题。当年，重庆市巴南区启动全国首个“农民回乡创业园”，促使政府启动创业园的原因正是该区石龙镇的劳务技工输出项目，单单劳务技工输出这一项目，就给石龙镇农民带来了上亿元的收入。但富了的农民并没有拉动当地的消费，政府不能从中受益。该计划一出，就得到很多农民的拥护，但是很多有创业理想的农民并不能如愿。当年农民朱学强就是因为没什么东西可抵押，银行对他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考察，艰难的贷款过程让他失去了创业的机会。面对第一个农民创业园，农民唐康元很兴奋，唐康元因为出来打工的年头太久，所以早从骨子里有了想创业的想法。但是对于干什么，他很踌躇，“像我们出去做暖气片的，你也不可能说回来我们也开个暖气片厂啊。我们重庆根本不用暖气片的，做出来卖给谁呢？”唐康元说，如果政府的创业园能够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良好的创业项目，他应该会有兴趣考虑回家创业的。

　　时至今日，资金、项目等问题仍然是农民创业面临的问题，尽管对创业园的服务非常满意，创业园也会给农民提供很多贷款上的便利，但是胡光的妻子仍表示，目前企业最大的问题还是流动资金不足，由于抵押担保问题，融资难成了困扰公司发展的主要难题，希望园区能在这些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创业园的积极作用不仅在实践中得到体现，也引起很多社会人士的关注。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难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陕西荣民集团董事长史贵禄就曾提出应全方位、多领域地拓展返乡农民工创业新空间，通过建立各类“农民创业园”等措施，为返乡农民工打造创业平台，挖掘他们的创业潜能，盘活他们的资金和技术。

　　安徽省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陆子修也曾在文章中提出：建立农民创业园是新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提到：关于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园的意义，基层干部和农民创业者说，农民工返乡创业园是“农民工创业的平台，企业成长的孵化器，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蓄水池，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推进器”。同时他也建议农民创业园积极解决社会资本投资不畅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