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有一次到上海要见《新民晚报》的赵超构先生，他当时没在报社，熟悉他的人说，到茶馆可以找到他。赵先生为什么到茶馆呢？因为那里人杂，可以听到各种声音。

　　茶馆是喝茶的地方，到那去的人，有老主顾，有新生代的人。喝茶的人一般不是喝完茶就走，通常是边喝边聊天。由熟人到名人，由物价到经济形势，什么感兴趣就说什么，内容上海阔天空，形式上无拘无束。用现在的话说，可谓是社会交往、商贸洽谈、信息交流、感情交流，多功能为一体的场所。有说的，有听的，茶馆是一个社会形势的晴雨计。作家老舍的《茶馆》盛演不衰，除去演员精湛的表演外，不能不说剧本写的异常成功。

　　旧京城茶馆遍布四九城内外，每天早晨来茶馆喝茶的有“拉纤儿的”（现在叫经纪人）、“打鼓儿的”（串街收旧物的人）、应酬红白事的（主持经办结婚和死人善后的人），以及五行八作的人士，要不怎么说是杂呢。关于老北京的“大茶馆”，北京通的金受申先生有过一段文字：“大茶馆在清代北京曾走过红紫大运。八旗二十四固山，内务府三旗、三山两火，仓库两面，按月整包关钱粮，按季整车拉俸米。家有余粮、人无菜色，除去虫鱼狗马、鹰鹘骆驼的玩好以外，不上茶馆去哪里消遣？于是大茶馆便发达起来。高的高三哥，矮的矮三哥，不高不矮的横三哥。蒙七哥，诈七哥，小辫赵九哥，‘有人皆是哥，无我不称弟’，大家都是座中常客。”以往的清茶馆多接待遛鸟客。北京老人有遛早儿的习俗，天亮太阳没出即提了鸟笼出门，回来时，便进了茶馆，喝茶顺便休歇。茶馆老板为招揽生意，还组织“茶鸟会”，比比谁的鸟叫得好听。老人们以茶会友，茶馆也利市倍增。入冬，茶客们以怀里揣着蛐蛐为宝，用茶的热气熏的蛐蛐鸣叫，在外面万物萧疏之际带来新的生机，也是茶馆的一景。

　　到茶馆喝茶是中国人的特殊生活方式，因此茶馆里也少不了文人学者的行踪。1927年鲁迅到过多处广州的茶楼，除日常所需饮馔外，也会有观察民情的因素在内。巴金在一篇“旅途随笔”中就曾记下陶陶居的见闻：“席间有位老妇人掀帘而入，还带有两位女子进来，说她们睇相论银……”巴金起先有点茫然，不知她们是干什么的，后经朋友说明，才知道是受辱受害的少女、少妇。她们是为生活所迫，被人骗到这里作色相卖。而作家韦君宜称赞茶馆“像个群众的社交场合，气氛确实可爱。”

　　茶馆随着时代前进，花个块儿八毛的就能坐半天，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茶馆是个小社会的功能不会变，毕竟那里是休闲的场所。只是进去的人，您别再贸然凑近别的人群搭话，人家也是图清静才到这里来的，至于谈什么，用不着打听。您坐着喝茶，有话对熟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