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伟

　　195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宗教学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近代西方哲学、德国哲学。曾荣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称号。主要著作有《康德的道德世界观》、 《生与死》，主编《西方哲学智慧》、《西方哲学问题研究》、《西方哲学史》等。 

　　编者按：

　　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在这几年已经不是件新鲜事了。我们的经济已然在世界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在经济危机下所受的最小化冲击也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参考范例，种种骄傲，让中国人在国际上终于可以抬起头说话了。然而，这并没有使我们比过去更加自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比过去更加迷茫。骄傲之余我们放开了“全盘西化”，开始审视自己本民族的遗产、本族的文化、本民族的精神，我们不但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更要弘扬自己的优秀文化。可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与当前的国际化究竟能在多大层面接轨，又能在哪个角度对接呢？几乎完全矛盾的两种概念体系、思维模式能否和谐并存并且发挥实际作用呢？我们究竟该推扬民主、自由，还是纲常礼教，哪一种文化更能使我们在现代化中找到幸福感呢？带着这些困惑，记者采访了人大哲学院教授张志伟老师。

　　记者：这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崛起，我们逐渐找回了自己的民族自豪感，但是这让我们面对当今国际化的社会反倒更加迷茫。因为过去我们可以全盘照搬西方，认为发达国家的东西全部都是好的。而现在，我们可以与西方对话了，我们在文化上也似乎有了发言权，这使得我们在面对西方文化和我们传统文化的冲突时，更难以分辨和作出判断。请您讲讲这个问题。

　　张志伟（以下简称“张”）：2004年我们曾经开了个学术会议讨论过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在这几年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最早是从新文学理论引发的，因为我们最前沿、最前卫、最时髦的是文学批评或者是文艺理论，学者们发现，我们的文化现象也好，或者文学艺术的文本分析也好，离开了西方的文学理论语境就无法说话了，就是所谓的“失语症”。中国哲学是从20世纪初的胡适、冯友兰那些前辈起开始建立的，那时候我们开始用西方的概念、方法、体系框架来梳理我们的命题，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也是从那个时候才有的，过去我们是没有这门学科的。这些大师对我们后世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再往后发展，我们发现，中国哲学其实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附属，或者说西方哲学才是哲学，我们中国哲学要向西方哲学靠拢才叫做哲学，否则不是哲学。我个人观点是，把哲学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去理解，从狭义的角度说，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讲就是西方哲学，它毕竟是西方一个学科的传入，并且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除了分析的内容是中国的，使用的概念却大多是西方的。但是这几年尤其是你刚刚讲的中国的崛起，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民族自豪感的产生，我们知道我们有历史、有传统、有丰富的精神遗产，我们不再像100年前那样只知道向人家学习东西。另外，现代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也同时引发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整个世界都在现代化的笼罩之下。西方文明本身的优点和它的局限性也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全部都呈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开始应需而生。

　　记者：在中国经历这些年经济腾飞、现代化的发展中，我们如何把过去古老的传统文化搬回来呢？

　　张：我们的麻烦是，这100年来，我们基本走的是“全盘西化”的道路，这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由于文化的断层，使我们再去理解和阅读我们的文献时出现了障碍。这个断层是没有办法的，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孩子不可能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开始一直读书读下来，这些东西对人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消失了。我们现在学的全是西方的东西，这使得“我和我的传统出现了距离”；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在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我们也经过多年的实践，其中包括很多痛苦的经验教训，无论是原来学苏联的，还是现在学西方的，都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的道路。但是中国特色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基于前面提到的第一种距离也使得我们面对了第二个问题——“传统和现代中国出现了距离”。弘扬传统文化也好、弘扬国学也好，绝不是把传统的东西拿过来就行了。传统文化必须对我们的时代发生作用，能够应对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这样才有意义。如果只是陶冶情操，意义就不那么强烈了。现在我们知道，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我们都需要。但是我们的人文精神体现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可是这种批判地继承需要传统文化现代化才行。

　　记者：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地是在农业经济中发展起来的，或者说更多地适应农业经济，在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它如何实现它的价值和意义呢？

　　张：这的确是我们面临的困惑，中国传统文化从培养个人方面与我们现代化社会追求速度和效率完全是矛盾的。比如过去的人可以泡茶馆听京戏，而现代人没有办法泡茶馆，就失去了原来听京戏的氛围，这是让我们忧虑的地方。再比如百家讲坛，于丹他们虽然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因为他们讲的肯定有很多偏差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人文学科中的确缺少一种面向大众层面的东西。就是说学者可以研究很专业的很高深的东西，在一个很狭小的专家群里面发挥作用，而它对整个社会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更认为提倡传统精神、弘扬传统文化需要一个传播、解释的层面。麻烦的是，我们这个层面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方面是大众文化的冲击对文化传播者的影响。我们现在搞的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和这些密切相关的。易中天、于丹都是大众文化的产物，大众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商业文化，它本身的目的有时候很简单——电视要有收视率、要有广告、要有收益，这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从事精神产品传播的人面临困惑：是迎合大众还是不迎合？如果不迎合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甚至主流文化（官方的）要不走大众文化的方式，也会面临困境。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不得不大众化。另一个方面就是对学者层面影响。主旋律是有资源的，但是知识分子、精英，比如《史记》《庄子》《老子》的学者专家们很多，学者们认为“我的研究比于丹的研究深入的多，但是我却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影响力”。

　　记者：中国文化在西方有影响力吗？我们能够实现用自己的传统文化驾驭自己的现代化吗？

　　张：面对中西文化，中国大多数人心态已经平和了。尽管我们在西方办了很多孔子学院，但是大多还是语言教学。经济商务方面使西方人对中国的语言有了了解，但是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还是很低的。中国人在中国搞中国哲学的很多，但是在海外的哲学系里是没有中国哲学的一席之地的。这里面给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人提出的很大的问题是这样：中国经济已经在世界上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从人口基础上讲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从国民生产总值等数字来看，中国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在经济危机下，中国受到的冲击很小，这至少给世界也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但是中国的文化还没有这样的影响力。不过反过头来想，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一开始也是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的影响，然后文化才传入。洋务运动开始所谓“睁开眼睛看世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起，我们就开始想如何学习西方，我们认为学习人家的科学技术，但是保留自己的精神体制。于是我们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设备，但是学下来发现不行，我们不会用人家的机器。于是我们又引进了人家的管理，但是发现仍然不行。于是我们不得不学习人家的企业文化。也就是说，西方的科学技术背后渗透着强大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有非常深厚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一定可以对世界产生影响，究竟如何发挥影响呢？绝不能仅仅是把西方的东西学来再输出去，这不是中国文化。党和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这些年我们在呼吁“创新型国家”。科学技术的创新容易，但是在文化方面就比较麻烦。

　　记者：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我有一个设想，如果当初我们不是被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我们会经历现在的“现代化”吗？

　　张：很难说。世界的这种发展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必然规律呢？也许有，也许没有。过去我们总以为西方的发展是比较规律的社会形态发展，但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有一本《中国的现代化》提到，西方世界开始思考，“不要把西方世界现在经历的过程当做是个必然过程，而应该把它看作是特例”。虽然它产生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但很多国家不是很顺利地走上这条路的，并且当这些国家走向了现代化这条路才引发了其他国家的仿效。而且资本就是国际化的，自然就形成了全球化。其实想想，中国真正落后没有多少时间，16、17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还是很领先的，真正落后挨打也就是200年的时间，18世纪以后的事情。这是不是真的涉及中国体制的问题？当然这就又引发一个问题，“中国的体制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中国的技术绝对不落后，但是确实没有理论性的科学。

　　记者：现代化是必须的吗？正像您说的，我们的节奏加快了，没有可能泡在茶馆里听京剧了；现代化使我们的家庭观念也在改变，我们已经无法回到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生活了，而这种家庭观念是支撑我们精神文化的核心细胞之一；曾经“上智下愚”的统治不需要“大众文化”，也就是以前知识分子做的事情是为了治理国家的，是不需要大众了解的……这些都与现代化是相互矛盾的，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和谐”的办法或者第三条路来使传统文化现代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现代化的确带来很多问题。比如现代人的精神问题，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问题，道德相对主义问题……人们发现自己的幸福感还不如过去。比如在西方，很可能我们认为在最黑暗最落后的中世纪，人们的幸福感比我们更强。确实很难找到一个办法使传统文化现代化。中国始终存在一个反现代化的思潮。我们在讲人文精神的时候，都带有潜移默化的东西。比如老庄讲的“自然而然”，朴素的东西是最好的，机械的是不好的，它使我们失去了最本真的东西。现在人实际上“受物所驭”的程度越来越深了。这也是现代人精神出现的问题比过去人多的原因。现在的东西越来越复杂，人们的精神世界也越来越复杂，但反过来我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律”行事，所以人反而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现代化要干什么？似乎我们在为了现代化而现代化。这一点不单我们面对，西方也同样在面对。而这里面的两难就在于“没有回头路”。就像我们用了电灯后，我们就无法再回头用蜡烛、煤油灯了。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是无限的，但是我们把它控制在对人有利的范围之内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就变成了总是要被动的去适应它。但是这是“非人化”。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中国人又是一个最好的事情。这100年期间，中国不敢说超过但起码是赶上西方了，不敢说扬眉吐气但起码现代化的各个方面有了长足发展，物质文明的提高、自由选择的余地等要比过去好得多。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讲，我们学习了西方这么多年，我们又有自己生活的传统，理应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我们可以创新出一种现代化生活模式，以我们的“与自然和谐相处”、“返归自然”的精神为主导，在国际都面临现代性危机的情况下，提供一种可能的帮助？

　　张：我还是持怀疑态度。因为要这么考虑，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要自己解决，其他人面临的问题也要其他人解决，我们有我们的传统，其他人也有其他人的传统。西方哲学动辄就会回到古希腊，而我们也会从先秦、诸子百家找办法，不同文化有自己的根。我们的麻烦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与我们的文化根是分开的。谈到文化创意产业方面，中国也会受些启发。我觉得我们现代化发展的观念也需要改变，我们的现代化是在初步阶段，所以会有一些八卦迎合大众。但是美国大片，视觉冲击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每一部都有美国精神的价值观念蕴含在里面，影响全球人民。我们现在的文化创意产业过多地受中国元素的限制，我们要体现中国精神，而不是老拿“红高粱”这样的东西来给别人看，我们现在已经远远不是那种样子了。我们要拿出适合全球的文化符号。

　　记者：美国大片总在传达一种精神，比如一种平民、草根成为英雄的事迹，比如将“最艰巨的任务”赋予最有勇气的而不是最有才能的人，比如在对手遇难时我们也要发扬人道的“骑士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其实可以是国际化。而我们要如何将中国精神输入到文化产业中呢？甚至我们都无法说清中国精神究竟是什么。

　　张：是的。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很难和现代化嫁接的。伦理、宗法、和谐、朴素这些东西是抹杀个性的，但是现代化发展是要弘扬个性，给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能力、获得个人理想得以实现的条件，而这种情况是我们中国文化缺乏的。但是又不能不要这种东西，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一个思想一统天下的过去，思想自由对我们还是好的。另外，中国引进的韩剧宣扬的的确是带有儒家色彩的东西，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大家庭解体、而且小家庭也解体，这种儒家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传统文化、国学等素质、素养，我们多年来已经失去了这种过程，而现在对于老师也是“数字说话”，这对于搞人文学科的我们也很麻烦，人文学科需要充足的时间，坐冷板凳，平平静静去研究，可是这种条件也改变了。社会对人们心态的影响，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当然我还是不后悔选择了这个领域。

　　这种种问题我也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