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是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涉及到公民的伤亡，首先便凸现出政府安全监管责任的缺失。事实上，如果以生命存在划一条界限，则所有矿难的事后处置，都只有人道补救的意义，而失去了最重要的内涵——保全和提升生命的质量。政府的安监责任和矿主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侥幸心理之间，构成了一种以劳工生命为代价的拉锯，而矿工并不能左右这些决定他们生命的外在力量。这正是矿难背后的权利困境。

　　舆论早已揭示要治矿难先治官，所指正是官员权力腐败带来的煤矿安全监管失效。还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要治矿难必先向矿工赋权。作为公民的矿工，他首先要有一种能力，直接或间接的能力，可以把政府安监官员请到矿井现场来，随时监管他劳动场所的安全，而不是在他长眠于地下之后；其次，作为企业工人的矿工，他要有能力可以把企业主随时请到桌面上来，要求立即改善糟糕的矿井安全设施，从而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而不是忍受“你不干就走人”的胁迫。但迄今为止这些权利都只是想象。在另一些场合，或许这只是些虚拟的权利，可在那些幽深的矿井里，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些权利的缺失吞噬了他们整个的人生。（南方都市报）